文字审查与自我审查(上)

……学校里面,老师所说的,所谓的汉语。那么汉语这个词呢,实际上是不太政治正确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至少目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普通话在中国是官方语言,那么用汉语来指称中文,实际上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称汉语成了一个官方的说法。又譬如说在台湾在香港,或者在海外,包括华人,他们一般都是称中文,或者叫做华语,称汉语的很少很少。称汉,就很容易想到一个大汉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这是一个题外话。

我要讲的就是,我可以先从中文的一个变化来开始讲起。那么我的内容毕竟要讲一天,我觉得我讲话讲多了会很累,很烦,所以我还是大概做了一个梳理,我不会照本宣科,但是我毕竟脑子可能智商也有限,有时候我会看一下电脑,有些文章我要参考的,我可能会翻开电脑,念给大家听,然后再做讲解。我希望这种方式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太枯燥,因为从头到尾滔滔不绝不打草稿,我觉得那种,我不是那种天才。

那我们先讲中文的变化,因为大家都是以中文为母语,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少数民族?没有哈。中文的变化,首先我要谈的还是出版物。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审查无处不在,但是,不同于网络,也不同于电影电视,中国的出版物,中国共产党对出版物的审查,从一九四九年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没有放松的。我们在网络上可能还可以打一些擦边球,尤其是前几年,比较宽松的时候,说一些所谓犯禁的话,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在报纸上在杂志上发表,在出版社出版,那么我们面对的审查,这个可能就跟网络的审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几乎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噩梦,那这种审查就是中国目前的一个现状。

中国目前主要的文字审查,我说的是出版物,当然也涵盖网络,主要是分为哪几种呢?据我个人写作十多年的一个心得,主要分为思想审查,或者叫做政治审查,还有一种就是叫做道德审查。思想审查政治审查,大家都知道,就是所谓的敏感话题,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官方不允许民众讨论的话题,那么都不会在出版物,尤其是印刷成字的出版物里面出现。他们的理由就是,譬如说,你这篇文章这本书,导向有问题。那么道德审查呢,用官方语言,就是牵涉到所谓的诲淫诲盗、黄色、低俗、色情、下流,我是简而言之。

但是这种官方的审查呢,政治审查和道德审查,我只是举了两个很大的范围,实际上他们在审查的方式上还有变化。在中国目前是没有一个官方正式的审查机构的,就是譬如以前国民政府的审查处,那么在国外,像缅甸在军政府统治的时候也有专门负责审查的,在沙皇俄国的时候也有专门负责审查的,但中国没有,中国只有“管理”机构。官方的审查呢,它主要是管导向的问题,主管部门,它针对一些近期的或者长期的需要禁止的东西发一些禁令,内部的,现在是愈来愈巧妙了,不会公开发,内部的,民众是不知道的;发给报纸,发给出版社,哪些书不能出,哪些话题不能谈。这就是官方的审查,它会以发禁令的方式,它不会具体到一本书,一个政府里面的官员去审查这本书,不会的,它是由出版社来审查。这就是官方不会直接地充当一个审查者的角色。这就是审查的第一类,官方的监控。

第二类,是我们需要自己审查自己的。自己审查自己,就包括出版社、报纸、杂志、网络媒体里面的编辑,“政治觉悟比较高的同志”,由他们来把关,这个就是出版机构或新闻机构它自己的审查。最后一种审查,就是作者自己的审查。譬如说我是一个写作者,我是作家也好专栏作家也好,哪怕就是像咪蒙那样的写作者也好,我也需要自我审查。因为为了我的东西,能够在网络上发布也好在报纸上发表也好在出版社出版也好,我必须要审查。譬如说我写文章不能够提有些话题,因为我明知道提了这些话题是没有用的,即使我要坚持,编辑他也不敢坚持,他会丢饭碗,小则丢饭碗,重则殃及到他的单位,出版社也好,网站也好,会关门。这个就是一个自我审查。

刚才讲了几个,一个是政治审查道德审查,这是审查的两大分类,还有就是审查的方式,官方的指令,作者、出版社、报刊的自我审查。无论这些审查是什么类别什么形式,所有的这些审查,实际上在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眼中,都是对读者或者观众的一种侮辱,对你们的智商的一种侮辱,把你们当成小孩子,就像西方的电影会分级一样,儿童不宜,你们全部都是儿童,这些东西你们全部不能看。对,王小波,我记得王小波以前也写过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你们在座的都是小孩子,包括我都是小孩子,你们能不能看哪些东西,不是你们自己来决定的,而是你们的父母,爸爸妈妈不让你们看,哪怕你们四十岁五十岁了,党或者政府,还是你们的爸爸妈妈,哪些东西是你不能看的。这是不是对你们智商的一种侮辱?可能你十岁的时候是应该的,因为你没有成年,你的辨别能力,你的生理发育,可能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需要一个缓冲。但是当你成年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对待你,你是不是要反叛?你绝对要反叛,在青春期你就开始反叛了。等到你成年的时候还是这样来控制你限制你,你会觉得很愤怒,那就是在侮辱你的智商,从你的角度。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这个也是一个政府没有自信的表现,尤其是那些独裁的政权,不管它是军人独裁,还是一党专制,还是什么样的独裁,都是没有自信的表现。从长远的角度讲,这也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是活跃的发展的一种戕害。这种恶果呢,可能在座的各位都是二十五岁以下,它殃及的不是一代人,可能是两代人,譬如我成长的年代,我很小的时候,是在毛泽东死之前的一段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就面对这种审查,面对这种文化的控制,更不要说思想控制了,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就像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有的人互相对骂的时候,不是在说“你是喝狼奶长大的”吗?你们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也是喝狼奶长大的,可能我受到的危害就比你们更多一点,因为那个时代。但你们受到的危害会不会比我更小一点呢?我也不敢肯定。因为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小,你们也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对吧?没有人没有戴过红领巾,我相信。有没有人没有入团,我不敢肯定,但我自己没有入团,党就更没有入了。但我也戴过红领巾,在座的人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曾经“时刻准备着,为……”,对,都曾经“时刻准备着”。所以说这种危害,是你不知不觉的,你可能依然意识不到的。可能在座的,来参加这个“安利”讲座的人呢,可能稍微有意识,但是出去之后,你看到那么多“亲们”,他们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了。所以,从一九四九年之后,我估计尤其是在座的各位,因为你们比我更年轻一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享受过真正的自由的,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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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们个别人或很多人会反驳我,怎么会没有自由呢?我们现在很自由啊,我们现在可以吃喝嫖赌,真的可以,只要你不要太张扬,你还是比较自由,你可以出国旅行,可以旅游,以前还不可以,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流动都是一个问题,譬如出去出差,你要有单位介绍信,你住宿也要凭介绍信,男女住在一起要有结婚证,没有结婚证那派出所可能就要来找你,你可能就要犯流氓罪,你吃饭你要有粮票,用四川话讲就叫“搭伙证”,没有这些你出门就跟现在的北韩一样,他们走到哪里我估计都需要这些。以前的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普通的民众在国内旅行,到处流动,也是需要这样那样的证明的。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当然没有这种自由,现在的中国人有了这种很基本的自由,但是有没有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呢?有没有阅读的自由呢?观看的自由呢?依我的观点来看,基本上还是没有。不仅没有,尤其在这两三年,这种自由正在愈来愈缩小。可能在八九年六四之前,曾经是中国从毛泽东死亡之后,到目前为止,最宽松的一个阶段。可能那时候你们大部分人正好出生,没有经历过,但你们至少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知道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时期,中国人闻到了一点肉味,闻到了一点肉香,还没有吃到肉。但现在呢,可能这个肉香也都慢慢慢慢闻不到了。这就是我说过的,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没有尝到真正的自由的滋味。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作为这样的一个中国人,我说的是中国大陆,长期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字审查(包括影视等等)和这个自我审查的环境,我相信大部分人会失去一种辨别能力和是非感,真正的是非感,还有历史感,还有现实感,还有道德感。稍微有点枯燥哈。我可以形象一点。是非感,不是说一个很小的生活小事,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举个例子,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一个是非感。如果你有正确的历史感,有正确的现实感和道德感,那你就会有正确的是非感。我只是举个例子,你们可以反驳,如果你们觉得它代表了,可以反驳我,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了这些正确的感觉之后,你就觉得它可能代表不了,它只是自己说它代表。

这就牵涉到一个洗脑的问题,这种长期的关在笼子里面,被政权洗脑,你就根本不会有一种正确的历史感、是非感和道德感,更不可能,就像外面很多“亲们”一样,他更不可能会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跟现实没有关系,跟你今天买什么菜,挣多少钱,要找什么工作,要去泡妞、约炮要去干嘛没有关系,他没有冲动去了解历史的真相,或者真实的东西,没有这种冲动。他也不会觉得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创作自由这些东西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因为他不会觉得这些是天赋的人权,他会觉得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世界上很多国家还不好,还有那么多战乱,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得蛮好的,就是需要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因为老百姓都是看实际的。

但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不管你今后要成为一个作家,还是成为其他的,哪怕只是一个白领也好,稍微有一点思想的,他不会这么看。我举个例子,有一位随后要给你们讲课的老师,我去年捡了一只兔子,在我住的地方,一只长耳兔,主人不要了,也没有道德,放在楼道里一个多礼拜,不给它喂水喂粮。我看不过去,还经常给它加水。然后我就在朋友圈里贴了一张照片。后来据说这只兔子还很值钱,宠物市场要卖三百块。被这位老师看到了,她喜欢宠物,她妈妈就养了一只长耳兔,是公的,我这只是母的。她说她要,来我家里取。我就偷偷把兔子连笼子在晚上拎到家里,因为主人反正都不要了,但要是看到也不太好。但她也不好连笼子拎走,出去万一被周围的人看到不太好,说是我把兔子偷走了。于是她就把兔子抱出笼子,这只兔子,你们猜,它拼命地想回到笼子里面去。害怕了。我们当时就笑了,你看你看,是不是有些人就像这只兔子,被关久了,觉得外面不安全,还是回到一个笼子里,有水喝有吃的,不需要自己独立的思想,也不需要自己去打拼,回到笼子里面就乖乖的吧。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兔子心态,对吧。

关久了还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呢?讲一点比较轻松的。我在大理住过两年多,一个人住在古城,偶尔会去下关买一点生活用品,因为古城没有什么超市,有些东西不是容易买到。有一次,我就去买牙膏,在下关的美资超市,我用惯了一种日本牌子的牙膏,也不贵。但促销就跟我推荐什么三七牙膏,云南白药啊,对牙龈有好处,等等。我就顺口说,我说话也比较随便,我还是喜欢那个日本的牌子,因为真的用惯了,用了十几年。好,那个促销没有出声,旁边正好有一位男孩子,嘴唇有点绒毛的,应该是高二左右,木呆呆的,也有点愣,白了我一眼,说:你喜欢日本啊?我马上就明白他的话什么意思了。但我还是有点屌嘛,我就说:我就是喜欢日本呢。他又把我瞪了一眼:你喜欢日本啊?有点挑衅了,但他也不敢骂我,我毕竟是一个成年人。我就有点火了,就说:你是觉得日本怎么样嘛?他不出声。我想了想,算了算了,懒得跟他理论,于是去挑别的东西。

挑了不到五分钟,我是觉得窝火,他妈的买个牙膏还被你这么说我喜欢日本,但我确实也喜欢日本,也去过日本,我可以公开地讲,并不代表其他的。我就走回去,找到这个中学生,我也没有骂他,但就劈头盖脑的:你知道文革吗?你知道六四吗?他就把我瞪着,他这么回答我的,你们可能要笑,他说六四,是不是就是那个文革哦?我说你们老师可能没有教你,从你的年纪来讲,你的老师可能也就二十多三十多岁,我估计你的老师对这个问题可能都不太清楚,尤其是下关那么偏远的地方,相对于北京上海成都啊。我又说你知道刘晓波吗,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又怎么嘛?多得多了,奥巴马也是。你就觉得鸡同鸭讲不可理喻了。然后我就再跟他讲了几句。我说是,可能你对日本有看法,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了中国三十万军民,但我说实际上在国际上三十万是有争议的,当然杀戮肯定是有的,惨剧和暴行是有的,但三十万只是中国的一个数据,国际上西方的学者也有质疑,包括日本也有质疑,除了极右翼的说根本没有发生过。中国就公然地把这个数据写上南京的那个纪念馆了,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误导。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讲,十万、十五万和三十万是有分别的。作为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去记忆这段历史,你必须要科学理性客观公正。我再问了中学生一个问题,OK,就算日本人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中国人,那你知道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死了多少吗?你算一算账呢,如果你愿意去看的话,你就会知道,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死于非命的,比日本侵略中国时死去的中国人要多得多。从数据的角度讲,哪一个更多?那么从数据可以反映后面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些都是死于非命的,饿死,枪毙,流放,迫害。这就是一个历史感的问题了。日本军国主义确实可恶,确实也有人现在否认没有发生过南京的这个事情,但那是另一码事。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去比较,日本人杀的还是中国人,中国人杀的却是中国人,你去比较一下,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就说到了最重要的一个结论了,这就是审查和自由的一个区别。(投影仪图片)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的作者,这句话就是,你们读过《一九八四》的有多少?啊,还是有一半人。这就是小说中最著名的一个情节,就是统治者要民众去接受他们的想法,你不能有任何的质疑,就是二加二就是等于五,你不能说二加二等于四,那你可能就要坐牢,就是叛逆。奥威尔这句话,是就他这本小说讲的: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如果有了这种自由,那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问题了(Freedom is the freedom to say that two plus two make four. If that is granted, all else follows)。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说二加二等于四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现在是愈来愈少了,二加二现在可能等于五,或等于三,等于六,或者二加二还是二,那么这就是我们面对审查最大的一个悲剧了。你们有问题吗?可以随意问,甚至可以像那个下关的中学生那样问我。没有。好。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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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还是回到语言本身,讲到细节一点的问题。中文是我们的母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使用中文,不管你是作家,还是一个学什么的人,哪怕一个街头的小贩,卖菜的,他现在也要用微信,微信支付啊,发短信啊什么的。中文经历了几千年的变化,中文是一个很美的文字,即使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即使你不是中国人。我从来不用那种爱国的,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是多么伟大,那么深情地去表达。但客观地讲,中文是一个很美的文字。尤其是经历这么几千年的变化,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语言了。

但是,中文也有它的问题。它跟西方的文字不一样。因为我是一个译者,一个翻译者,至少有一点点的发言权。中文可能欠缺英文、德文或者法文那种科学的、理性的描述和表达,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你们都学过古文,中国古代对很多东西,对自然的现象,对地理的描述,对一些科学的基本的东西,它都欠缺一种像西方那么理性的、那么精辟的、那么条分缕析的描述。这是中文的一种欠缺。中文可能更多是一种感性的语言,修辞的,尤其是唐诗宋词这样一种修辞,玩弄文字游戏,说难听一点。说好听一点,用得很好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表达你的内心的感情,尤其是感受,我觉得理性可能还少一点。你们学文的多还是学理的多?学文的多?我其实更愿意理科生多一点。既然学文的多我就不讲那么细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主要是讲我的看法。

实际上从五四以后,尤其是新文学兴起之后,从胡适他们之后,白话文的兴起,中文的这种缺点得到了一定的弥补。以前的中文实际上是一种精英阶层的语言,士大夫的语言,普通老百姓是看不懂的,市场卖菜的他看不懂,看的还是白话文,就像《水浒》《金瓶梅》这样的语言,比较白话。真正的韩愈柳宗元唐宋八大家或《论语》的那种,他是看不懂的,他可能看的就是《弟子规》。

那五四兴起之后,中文有所改观,尤其是白话文。还有一个,中文从日文也借鉴了很多很多语言,这又说到刚才那个喜欢日本的问题了。我们现在用的中文,不管是台湾的,还是中国的,还是香港的(这里插一句,大家不要误以为我在主张什么。实际上说到中国、台湾、香港,这是一个国际流行的说法,是国际的事实,不带感情的,就是这么称的),譬如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人文主义、无产者、文化,实际上都是从日文来的。你们如果去网上查一下,马上就可以知道,起码有上千个这样的日文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进入了中文词汇。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日本,非常感谢,当然这个感谢,跟毛泽东感谢日军侵华是不一样的。《共产党宣言》,最早就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是李大钊从一个日文的版本翻译过来的。所以这些都是日本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所以后来学日本,对吧。

这个在中文,是一种进步,它的表达能力涵盖能力更丰富了,它的语言更能够普及了,包括普通老百姓能够看懂了,用到了。虽然我们现在读有些新文学可能觉得有点肉麻,那个时候的语言,那种滥情,但这种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民国的文化人,他们在新的旧的之间,在这种历史之间,有旧的修养,又有新的接收,那个时候的语言没有现在这么严厉的思想控制,有控制,或者有压迫,文化上,思想上,但是不像现在这么登峰造极。那个时候的文化曾经出现了一度的繁荣,中文也从白话文的实验到慢慢有了一定的成果。从老舍、鲁迅,到张爱玲,尤其是张爱玲,我相信女生大部分都读过,我也是“张粉”,用现在流行的语言,就是有了一个非常华丽的成就。这是中文的进步。

一九四九之后,我要讲的语言的变化,中文面对的,可能就是空前的灾难了。从它的内容,从它的形式,到今天,到我们身上,包括我自己,去掉这种影响,可能都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你有这种意识愿意去掉的话。从自由的角度讲,从文字审查的角度讲,我就只讲一句,民国的时候,报纸杂志还有开天窗的自由,到了共和国的时候,没有开天窗的自由了,没有任何的自由了。(有学员问什么是开天窗的自由)开天窗的自由,就是民国时代,国民党的报纸不是都由政府来办的,有民营报纸,你们在座的各位,哪一位有钱,就可以去登记,然后办一份报纸,出一本杂志,不需要通过文化局的什么严格审批啊,然后可以发行,什么都可以讲。那么抗战的时候,加上共产党的捣乱,国民党也进行了一些文化上思想上的控制,需要审查,国民党也有审查制度,也很严厉,可能也会封你的报纸,有这样那样的不许,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报纸不是都是官方的,它在抗议的时候,可以想一些其它的方法,譬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皖南事变”,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有很多同情共产党的报纸和文化人,因为审查很厉害,也不敢写文章写社论公开谴责国民党,只能让譬如报纸的社论版空着,空白的一块,这就叫开天窗,一种无声的抗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目前哪一份报纸敢这样?(有学员举了《南方周末》的例子,但这份报纸也没有真正开过天窗。)

好。(投影仪图片)这本书,可能大家没有读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解放的悲剧》,是香港大学任教的一位西方历史学者写的,副标题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的中国革命历史”。这位作者也写过中国的大饥荒,前几年在国际上也是一本畅销书,不是轻浮的读物,是一本严谨的历史著作。这本书讲到共产党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内战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它对中国大陆在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我相信这本书也不会在中国大陆有中文版发行,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到这本书呢,是因为它跟我们今天的讲座有关的东西,文字审查与自我审查。共产中国的这种审查,实际上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取得政权之后就开始了。

时间有限,我们就不说延安时期了。我可以从这本书里挑出几个例子,大家可以记下来,都是铁的事实。从北京来讲,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北平和平解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所谓刚刚解放,共产党刚刚进城,北京大概有二十多份报刊,各种各样的报刊,包括民办的,那么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只有一份还在发行了,从二十多份变成一份。再来看看上海,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是一个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城市,也是一个很开放的国际城市,上海有四份中国人办的英文报纸,等到所谓刚刚解放后,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只有两份留下了。上海数百份的出版物(报刊),只有少数留下,而且这些报刊只刊登一样的新闻。你们可以对比一下今天,譬如说刘晓波去世,所有的报纸只能发一条消息,新华社的,保外就医服刑人员刘晓波病死,还不能说“去世”。那么一九四九年上海被共产党统治之后,就已经是这样了。除了北京上海,其它城市也有报纸,也可能会引用外电报道,譬如说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但共产党之后呢,所有的报纸只能引用一个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了,苏联的塔斯社。再看今天的报纸,包括网络媒体,有没有正式的新闻引用美联社之类的报道呢?没有,也许除了《参考消息》。现在还不如那个时候了,现在只有新华社、中新社。

这本《解放的悲剧》还有一点触目惊心的是,我们讲到的审查,我开始就讲到中国的审查是没有官方正式审查的,没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字审查处,只有新闻出版署。当时共产党的审查也没有这种机构,它依靠的也不是从上而下的审查,而是自我审查。用当时一个共产党的文化干部的话说:我们靠的是编辑部里面,譬如说报纸的杂志的,一些少数的值得信赖的党员,因为共产党也发展了很多党员,譬如说《人民文学》这份杂志有个党员,我们就靠那个党员,他的政治觉悟比较高,对,这种审查就是自我审查。现在的这种制度呢,还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报纸杂志等出版物,最后把关的,也基本上是共产党员。那么,一言带过,经过“反右”,经过文革,中国也就再也没有真正独立的,完全不依靠政府的,这种公开的、独立发行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社了,没有了。现在也没有。

你们现在读的书,虽然写着这个那个图书策划或图书公司,都是打擦边球的,最后的审查权最后的出版权,都是在政府手里。你想自己出一本书是没有权利的,你可以出,出了就是非法出版。我说的是正式的出版和新闻媒体。即使在八十年代,八六年到八九年左右,赵紫阳胡耀邦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只是比较宽松,很多问题可以讨论,有的话题可以触及,我记得那个时候中国有些比较活跃比较自由的报纸杂志,甚至谈论到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现在你能想象这个话题吗?在网上都不敢出现,你要是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这样的话题,你可能马上就完蛋了。

但即使那个时候也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创作自由,可以不用恐惧的、公开发表的自由,没有。说句题外话,大家看过中国以前出版的内部读物没有?就是一本书,它的后面,打个比方,它会在定价栏这里,有一个括号“内部发行”。内部发行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什么都要介绍信,譬如说我爸是科长,是处长,处级干部,他就有可能看到,对,局长,需要是局长,他就有可能买到《金瓶梅》,内部发行,就是全本没有删节的。这种内部发行的书,当然不只限于《金瓶梅》,也限于一些比较“敏感”的书,譬如说西方出版的一些讲中国的书,或者他们不愿意普通老百姓看到的一些书,就会内部发行。当然老百姓买不着,只有县团级干部,局级干部,或者更高级的,愈高级,内部发行的范围就愈小,书的敏感度就更高,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内部读物。你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吗?有?听说过有哈。现在有没有内部发行,我估计是没有了,现在根本就没有内部发行了。(一学员:“我觉得可能有。”)如果有的话,现在这个范围可能就更小了,我们这个级别太低了,还不知道。但现在基本的做法就是全部禁掉,都别看,省心。这是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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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还是从历史讲到现状吧,毕竟时间有限。(投影仪图片)大家知道无国界记者这个组织吧,就像大赦国际、人权观察,都是被中国政府禁止的一个国际NGO。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都要发布一个世界新闻自由度的指数,涵盖一个国家所有的媒体,也包括出版物,这在国内,中国的媒体也是从来没有公开报道的。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年的指数。排在第一位的是挪威,第二位是瑞典,第三位是芬兰,第四位是丹麦,荷兰,还有一个小国哥斯达黎加,瑞士,牙买加,比利时,它的这个排名大概有一百七十多个国家,我没有一个一个列出,只是截了一个图。大家知道天朝的排名是多少吗?(一学员:“一百多。”众人议论纷纷。)看看天朝的排名吧。这张图也是领先的图,是倒过来领先的图。我去过老挝,你们有没有人去过老挝?老挝也是共产党国家,是个内陆国,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国家,一党专制的国家,也是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但是在老挝旅行的时候,我住在不一定是涉外的客栈也好还是一般的宾馆也好,都可以看到BBC的新闻电视,我都已经觉得老挝蛮好的了,当然不要去跟芬兰比了。(学员笑。)好,老挝是一百七十位,古巴一百七十三,苏丹一百七十四,越南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六……中国。(众人笑。)我们还是很荣幸,还是有几个国家不如我们,叙利亚排在中国后面,然后土库曼斯坦,中亚的国家,还有一个厄立特里亚,非洲的国家,据说也是世界上最奇葩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北朝鲜,另一个就是厄立特里亚,当然北朝鲜是最幸福的,一百八十位,我们应该是倒数第五,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最近几年都是这个位置,但说不定明年后年还不如叙利亚了,说不定就在朝鲜前面了。(众人议论纷纷,笑。)

好,再看另外一个数据。网络自由的指数。这是另一家也是比较权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叫做Freedom House(自由之家),它没有今年的指数,是去年的指数。它没有一百八十个国家,是在全世界大概八十个国家抽样整合出来的一个调查数据。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对了,我得补充一下刚才无国界记者的一个世界新闻指数地图,地图上最黑的地方,就是新闻自由最少的国家,最白的地方,就是最多新闻自由的国家。我们可以看看亚洲。这是哪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哈,我不说了。再来看看台湾,再来看看香港,再来看看日本,再来看看我们不屑的印度,再来看看伊朗,我们的兄弟伊朗,沙特阿拉伯,苏丹,埃及,利比亚。我们再来看看白色的地方,美国应该是比较好的,很健康的,但最好的还是北欧和中欧,德国等,还有爱尔兰吧。)下面看看自由之家的指数吧。这是世界六十五个国家网络自由得分的一个比较。我们看看前面几个国家,第一爱沙尼亚,第二第三……(众人念:“冰岛、加拿大、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格鲁吉亚、意大利、南非……”)居然菲律宾跑到前面去了,菲律宾表现还不错。这个绿色的标志还是很健康的。后面我就没截图那么多了,只把几个兄弟弄在一起。我们看最后,倒数第一是中国,然后叙利亚、伊朗等……(学员问:“朝鲜有没有?”)朝鲜已经爆表了。(众人笑。)中国的表现是最差的。我们看看缅甸呢,经过昂山素姬和缅甸之春的这么一个国家,缅甸都比中国好。土耳其都比中国好。这个就是一个国际客观的指数,不是什么西方反华势力要刻意污蔑、抹黑中国。当然还有很多其它指数,我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列出,譬如全球的反贪污指数,我查了一下,中国的排名还不是最低的,大概居于中等吧,还有很多国家,第三世界,比中国的贪污更严重。另外中国的GDP当然是最牛的,排名第二,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指数就不算,把它抹杀了,只有新闻自由等指数才算。我们必须抱着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看问题,全面地看。但是GDP也是可以分析的,具体到国民人均收入、人均生产总值等等,也是会看出问题来的。当然这是题外话。我们先休息十五分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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