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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好



离开“夏威夷”时,天还没亮。长长的走廊很黑,你要咳嗽一声,或者,就像这里的房客一样,跺脚,拍掌,大吼,吹口哨,走廊的顶灯才亮。夏秋,对面几间时钟酒店房,不分昼夜,常有此起彼伏的叫春;男人把女人操到想死,也会顺带把走廊的顶灯操亮。

航班很早。几年没坐飞机。到了机场,站在航空公司柜台前,我有些惶惑,就像第一次站在Starbucks点咖啡,就像一个乡巴佬不晓得飞机上还有厕所。职员很耐心,听我报上电子机票编号,也听我报完长长的良民证号码,然后礼貌一笑:“下次您只报机票编号就行了。”

杭州有阳光。机场高速路两侧,都是千篇一律的农民“别墅”,倒土不洋,尖顶上一根铁棒,串了几粒大大小小的圆球,如同避雷针,又像糖葫芦。机场巴士上,女职员逐个问候乘客,其实兜售酒店和“景点”门票。前排一个年轻北方佬,很关心“印象西湖”是否还在上演。西兴大桥就在前面,钱塘水浑,对岸高楼林立。我在城站火车站附近下车。我要去的旅舍是在莲花峰下。的士佬没有骗人,穿过一个隧道,很快就是僻静的莲花峰路。

杭州很贵。比起一个月前到过的云南贵州,我在价格上来到另一个国家。旅舍坐落在几栋村屋中,最廉价的房间,每晚也要九十,而且这还是淡季:带空调的狭窄单间直通狭窄的地下浴室,头上一道斜斜楼梯,洗漱时,你只能弯腰站在洗脸池前。旅舍前短短一条坡道,几个中老年村民坐在太阳下。气温很低,我一点也不觉得暖和。坡道一侧的墙边,晾满内衣外衣。我后来发现,此地晾衣很独特,就像那条橙色的女人裤衩,灯笼一般在衣架上撑开,仿佛一个内里掏空摇摇欲坠的纸南瓜。



从莲花峰路坐公车到清波门不过几分钟,对面就是柳浪闻莺牌坊。杭州的天,蓝过我的暂居地(我离开前,阴冷大城已有半个多月暗无天日),但是蓝得不爽。太阳如一粒咸蛋黄,裹在冷冷的薄雾中。穿过很大一片公园绿地,我才走到湖边。浅山冷水,比我想象的远为局促,倒是右边远处的湖岸,一堆又一堆高层建筑,猛然把你拉回现世。

湖畔人不多,“恐怖分子”也没几个。没有柳,更没有莺;寒风刺骨,时令不对,幸好不买门票。坐在岸边,裹着羽绒服,我依然发冷,赶紧缩回公车站旁一家便利店,问店员附近可有食店。她先是指着对面:“湖边很多西餐厅。”不,不要西餐厅。“小吃店?后面那条街就有。”

清河坊。偶然被我撞到。南宋就有?不要跟我翻故纸,不要对我吊书袋。吴山广场仿佛县城集市,一堆嘈杂摊档,卖着你在中国每个“景点”都能见到的各类kitsch:子弹壳镶的飞机大炮坦克;香得发臭的化学香包;米粒刻字;文革遗物;劣质书画;康乾赝品;胸罩内裤……彩票档前一地废纸。订报档前,一对宝贝夫妻穿着花棉睡衣逛街(我落地后看到的第二对花棉睡衣)。

前面,就是真假古董一条街。定胜糕。古时亦有?将军得胜,小民蒸来犒劳子弟兵?Come on。一将功成万骨枯。好在价廉暖和。胡庆馀堂是真古董,但是夸张显摆一派阴沉,高墙重门有如监狱。铜雕艺术馆俗不可耐,挂满自鸣得意的政客合影。一间商店门口,两个阿拉伯人在卖中东香料,男人敲着手鼓,女人忙着招呼。走到河坊街尽头,两家气派面馆,一看价格:一碗爆鳝面将近三十。相对便宜的火腿面上来了。火腿很咸,汤也很咸。

填饱肚子,再回无柳无莺的湖边,远望北湖那堆石屎森林,往西南走似乎保险。西湖的水还是很清的。冷杉梧桐,仿佛让我回到同一纬度的阴冷大城。快到雷峰塔,电动观光车多了起来(这类观光车常常有着肉麻的录音解说)。人车争道。“景区”门前,“恐怖分子”三五成群,抽烟,说笑,拍照,摄像。门票四十。不想凑热闹。继续往前走。苏堤像条沥青通衢,电动车、单车和行人来来往往。花港观鱼正在维护,没有鱼,也没有花,正好来了一队北方客。林徽音的镂空雕像立在岸边,风依然很大。举着小旗的导游很卖力:“请大家看过来看过来。知不知道她是谁?这是一个大美女啊……”蒋庄。马一浮纪念馆。门可罗雀,大概因为不是美女。依照过往经验,我对这类纪念馆没有幻象。马一浮是谁?一介书生,又不经商,又不从政,能在这里寄居十七年?

快到苏堤尽头,枯荷败柳间,看到“印象西湖”广告。声光污染,骗不了我的钞票。岳王庙就在前方?没有兴趣爱国。往右走,黄宾虹一袭长衫立在路旁,写写画画,像个占卦的江湖骗子。苏小小墓就在桥头,金光灿灿,仿佛一粒金蛋。坐在岸边一望,这一边的风景,似乎还有遗韵,虽然依旧浅山冷水。

薄暮中,西泠印社仿佛荒寺。除了几个日本人在假山上的文物商店挑选书画篆刻,几乎没有闲客。前朝独立文人的独立情趣,空馀一座废墟。小径曲折,这里名人旧居,那里方家墨迹,So what?一缕鬼气笼罩暗黑草树。俱往矣。这里更像人去楼空的非法基地。走上白堤,依然沥青大道。左岸右岸,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头顶圆月黯然失色。

顺着北湖往清波门,还有很长一段路。国际设计师的一线时装挂满街边橱窗。满街财气,一片幻象。这一带的湖畔,果然很多西餐馆咖啡馆,门前停着各类房车。想着将近三十元一碗的爆鳝面,想着很可能没有兴趣再上“天堂”,就像跟自己赌气,我终于走回河坊街那家面馆。味道不坏,但是依然偏咸。从河坊街走回旅舍,一路都是荒凉公园,冷得就像阴冷大城



我在杭州停了两天两夜。就像想着将近三十元一碗的爆鳝面,我也想着九十元一晚“最廉价”的旅舍单间。为了“不蚀本”,为了不虚此行,第二天,我终于当了一回冤大头,花钱进了“景区”。灵隐“景区”要买两重门票。但是,进到“景区”,登上平淡无奇的飞来峰,看到来来往往的“恐怖分子”(我也看到第三对身穿花棉睡衣的宝贝夫妻),我决定不进灵隐寺。带着病态的偏执,我很怀疑旧时不少酸腐文人的眼光。他们太夸张,太喜欢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平淡为神奇)。他们笔下太多幻象。他们很多诗文经不起审视。很有可能,活到今天,为了一餐酒足饭饱,为了一个“挂靠单位”,为了银行一笔进帐,为了免费机票和酒店,他们也会天花乱坠吹捧“印象西湖”,赞美穿梭往来的电动观光车。

走出“景区”,我登上北高峰,山顶一座财神庙,金碧辉煌,香火不断,号称“天下第一财神庙”。财神庙也收门票,门外一尊金身弥勒佛,佛前一个功德箱,周围一堆做梦也想发财的善男信女。如同声光污染的“印象西湖”,它骗不了我的钞票。

台州是我的下一站。离开杭州(最后一晚,终于让我见识凄风苦雨的江南),除了西湖周围大片公共绿地和参天老树,还有多过西餐馆和咖啡馆的免费公厕,我毫无留恋。这里的山水太浅太软;这里的消费不合parasite开销;这里的文化,只剩人去楼空的废墟;这里的冬天,看来也不比阴冷大城好过:身为穷人,不宜久留。

杭州到台州,要坐三个小时动车。绍兴晃过了。无动于衷,除了绍兴城外不时掠过的高楼大厦令我“惊艳”,除了想到周氏兄弟若是活在今天,哥哥靠写几个字,弟弟靠译几本书,既不听话,又不“挂靠单位”,要么只有饿死,要么只有去国,我对绍兴毫无兴趣。我甚至有点厌烦“人文荟萃”的江南。

天黑了,开往福州的动车停靠台州。车站很气派,但很冷清。下车的人没几个。坐上的士,路很宽敞,一路都是厂房和宿舍,还有大型广告牌:模具,注塑机。起码,这里见不到“人文荟萃”。我终于松了一口气,culturally。

我在台州寄住黄岩的朋友家。黄岩是台州一个区。住处前一条宽敞的世纪大道,大概此地最气派的长街;街对面一家开张不久的乐购(Tesco)超市,大概此地最“国际”的购物中心。就像沙头角的工厂区是另一个深圳,这是另一个江南。世纪大道高楼成排,没有大都会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样很乱。走到街边的单车道,或者过马路,前后左右,各类车辆都有可能突然向你逼来。人行道上,东一片西一片,都是汽车压烂的地砖。除了乐购超市,附近没有像样的商店。房价却不便宜,贵得荒诞:三房一厅,动辄上百万。

台州或黄岩,也有很多号称:中国蜜橘之乡,中国模具之乡,中国塑料日用品之都。乐购超市旁那条大道,每隔几十米,除了卖蜜橘的小贩,就是连绵不绝的厂房、宿舍和工业机械的大型广告。绿化带乱七八糟,垃圾见惯不惊。村民很实用,竟在公共绿地种菜。乐购超市前的小块绿地也无人维护,草坪点缀着烟头、纸屑和食品袋。台州远在杭州之南,气温相对暖和,然而要命的是,坐在浑浊的小河边,空气中一缕燃烧的塑胶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山清水秀。

如同我之前去过的贵州凯里,东南沿海的黄岩,居然也很local(外来生意人和打工仔除外),街上几乎见不到“恐怖分子”,欧美人更是稀有动物。在黄岩一个星期,我看到的唯一欧美人,是在乐购超市旁的大道,拎着手提包,匆匆忙忙,像个外星人,估计是来这里的工厂查货的QA或工程师。比起杭州,此地身着花棉睡衣脚踏保暖拖鞋的宝贝夫妻更多,逛街,逛超市,漫步公园,多到我已没有兴趣统计。黄岩最牛逼的建筑,应该是县前街的区政府大楼,足有二十层,就像中国很多新建的政府大楼,一色低调银灰。区政府楼前还有一个大广场,大致等于三四个足球场。整个格局,不像区政府,更像省政府。

此地虽如我的朋友所说,富得流油的大小老板不计其数,富裕指数名列浙省前茅,街上不时见到名车,但是也像贵州凯里,尚无国际商业巨头“入侵”(乐购超市除外),这倒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县前街对面就是旧城区,混乱,肮脏,市井。面孔凡俗的生意人远远多过装模作样的“小资”;无论生意大小,人人忙着赚钱。



如果没有永宁公园,我在黄岩,很有可能像我的朋友一样闭门不出。公园位于永宁江畔,距离“气度恢弘”的区政府大楼不远,从住处步行,只需十来分钟。永宁公园很新,沿江而行,长约一点五公里,但有湿地、树丛、草坪、竹林和流水,几乎嗅不到空气中那一丝燃烧的塑胶味。跟一片乱象的世纪大道不同,永宁公园维护得比较好,everything works,几乎可以这么讲。既然大家忙着钞票,这里也很少闲人。公园门口的茶馆和健身中心几近倒闭。换成阴冷大城,这样的公园,如果又在市中心,只要天上透出几丝阳光令到全城轰动,很有可能熙熙攘攘麻将扑克。

永宁公园另一个好处,是见不到红歌伴奏的健身舞,也没有一围又一围的中老年卡拉OK把音箱音量开到最高相互较劲。那几天,黄岩的天气不算糟糕,几乎每天见得到阳光,虽然天空依然蓝得不爽。蜀犬吠日,我上午下午都去,带着茶杯,坐在长椅上,看Patrick French的Younghusband,读我的小书《考工记》的校样,或者,就像“小资”爱说的那样,“发呆,晒太阳”。比起西湖,我更喜欢这里,它更适合“精神病人”

除了永宁公园,九峰公园也很适合“精神病人”。九峰山就在黄岩近郊,从区政府大楼步行,大约四十分钟。公园不收门票,或许因为不够资格跻身“著名景区”,这倒正合我的胃口。那天下午,阳光很好。走过北宋的瑞隆感应塔,山路上,不时见到拎着大小水桶上山取水的市民。不收门票的九峰山也很local,不像杭州的飞来峰和北高峰人气旺盛,没有“恐怖分子”,没有“老外”,甚至没有装备貌似高端言语非常时尚的中国白领背包客。

过了市民取水的山泉,路愈来愈窄,人也愈来愈少。山不高,目测大约四百米,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轻松登顶。快到山顶,遇到一位当地男子,四十来岁,天天都来爬山,伴我走了十来分钟。站在山顶空地,空气却不惬意,草香树香,依旧盖不过一缕烧焦的塑胶味。看过两峰对峙的方山双塔,下山途中,见到一泓碧潭,空气异常清爽。水畔一间简陋禅寺。除了几个土著违禁游泳漂衣,湖畔静得出奇,静得仿佛幻象中的江南,甚至让我憧憬两天后的雁荡之旅。

我在雁荡山只能晃荡两天一夜:第二天下午,我必须赶到温州机场飞回阴冷大城。从台州坐动车到雁荡山只需十馀分钟,快得让你来不及细看浅山软水。如同新建的台州火车站,雁荡山火车站也很气派,就像远处奇峰从天而降;比起云南贵州的落伍小站,这里简直科幻小说。但是,出站口厕所紧闭(你必须绕到进站口。承蒙职员恩准,无需安检),让我想起黄岩乐购超市旁某家银行外的几台ATM机,没有一台可以使用。

时近正午,阳光依然很好,车站内外一片冷清。坐上开往雁荡镇的破旧中巴,一个中年妇女,表情很精明也很丰富,一口江浙普通话,一路兜着生意。她一张薄嘴翻个不停,一定要你听她安排。你想走到大龙湫?太远了。我用车把你送到那里,再把你送回来。今天游小龙湫,晚上看灵峰夜景,明天到大龙湫,你听我的好啦。住的地方,我只收你八十。看我还不领情,她马上变脸,又委屈,又不甘,一会儿对着司机,一会儿对着我,仿佛无处申冤:“我只收你这么多了。还要怎样?”

到了雁荡镇,女人还在对我唠叨。甩掉尾巴,走进小巷,家庭旅馆的廉价房只收七十。跟老板娘磨了几分钟嘴皮,终于降到六十(条件是晚上不得使用空调),附送一张面值六元的“景区地图”。

雁荡山有很多“景区”。“著名景区”都收门票:小龙湫四十,大龙湫四十,这里那里又是十来元,看似不贵,加起来却不便宜。拿着免费地图,我在镇上小饭馆问了半天。走到小龙湫,不到一个小时。一条沥青公路直通“景区”,除了偶尔来往的车辆,几乎无人步行。少了“视觉污染”,路旁的奇峰怪石变得可爱,山涧枯水,似乎也不那么干涩。

捏着门票进到“景点”,正好赶上“灵岩飞渡”,天柱峰和展旗峰之间走钢索,有惊无险,小小开了眼界(广播里,播音员正在自我恭维: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然而,愈往上走,“恐怖分子”愈多,“景点”也愈趋古怪,远远怪过源自上古的火山熔岩。坐电梯欲往瀑布源头,正好遇到一队吆五喝六的团友。上到奇峰顶端,最大“惊喜”,原来此地乃《神雕侠侣》CCTV版拍摄地。团友很兴奋,仿佛看到明星用过的马桶。“灵岩飞渡”的解说辞绝非虚言:站在所谓“断肠崖”拍照要收费;走过拍片搭的迷你索道要收费;坐上竹筏到小溶洞逛一圈要收费;小龙湫的源头一泓清水,塑了一尊白胖观音,投上几枚硬币,触动莲座机关,莲花就会见钱喷水;走到另一边,小路尽头一个敞口山洞,一面肮脏黄旗,几尊粗糙人像:水泊梁山聚义厅。No money, no entry。



小龙湫水量很小,只有细碎悬空,大概因为钱没收够,仿佛白胖观音不愿喷水。出了“景区”,远离人群,慢慢荡回雁荡镇,还是沿途免费山景令我放松。前面又是国家森林公园牌坊,不要门票,但是没有时间。再次路过另一“景区”:三折瀑。门票十五。犹豫几秒,还是到此一游吧。时近黄昏,大概我是最后一个“游客”。一折二折爬上去,水还是很小,不情不愿,好在清静。天快黑了,绕过一个又一个怪石,最高一折上不去了:山路已经模糊。雁荡镇灯火通明却很清冷。

家庭旅馆一家人正吃晚饭。免费地图说灵峰夜景令人销魂。老板娘的家人,一身警察一般的“景区”职员制服,也说你一定要看一定要看。羊群心理终于得胜,两脚指挥脑袋,我向灵峰梦游。又是四十。跟着脚下路灯销魂,听到远处导游正用喇叭激发团友想象力,这块石头像什么,那块石头像什么。强光手电的绿色射线晃来晃去,仿佛要把巨石劈开。爬进一个山洞,仿佛山大王巢穴,又是见钱喷水的白胖观音。失魂落魄走回镇上晚饭。饭馆老板心情很好,廉价黄酒情愿卖我半瓶,剩下一半归他。回到家庭旅馆,怀着小人之心一试,空调断电,浴室也没热水。

翌日清晨,我决定放弃大龙湫,坐汽车赶往温州。Enough is enough。再到“景点”凑数,还会失魂落魄;我的旅行已经结束。雁荡山至温州不到两个小时,一路都能远望绵延的雁荡山脉。路旁晃过好几间新建教堂和清真寺。不论如何致富,礼拜之心尚存?可以理解,值得尊敬,只要不像阴冷大城那家基督教清炖猪蹄就好,桌上菜谱店内招贴都是福音:星期日恕不营业。美味猪蹄,乃是我主耶和华所赐。

我在温州城边的龙湾一带下车,路旁都是工厂,仿佛兜了一圈又回台州黄岩。时间还早,坐上公车,坐了起码二十个公车站,终于来到温州城内最繁华的大南门。重回品牌至上眼花缭乱的消费世界,我有些不知所措。没有想买的东西,没有想看的东西,我只好躲进一家麦当劳。肚子里装着天下大同的麦香鸡、冰冻汽水和草莓新地,我的温州闪电之旅胜利结束。纬度更南的温州很暖和,晴空艳阳;开往机场的巴士很旧;快到海边,机场已经不远,我又见到连绵不断的工厂,空气中一股呛人焦味。

想着十天前在阴冷大城换领电子机票的尴尬,这一次,我只报了机票编号,没有报上长长的良民证号码,心甘情愿做了一回conformist。我的座位就在机舱中段救生口。左边两个英俊的西藏人,坐我身旁的是个僧人,靠过道的那位衣着时髦。僧人三十来岁,皮肤微黑,稍显矜持。时髦藏人大概是他兄弟或随从。起飞后,两人不时用藏语交谈,而我一直在读Younghusband。

用过晚餐,僧人用普通话问我来自哪个国家。等我报上国籍省籍和城籍,我们的话多了起来。他是活佛,在温州有个寺庙,在四川炉霍和西藏也有寺庙。活佛给我两张名片,每张名片都有银行卡号。春雷仁波切。“啊,仁波切。”他随后的恭维让我不好意思,转而夸他中国话讲得很好,他听了稍稍一愣。我说我读的这本书就跟西藏有关,他礼貌表示兴趣。看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照片,他马上合拢双手。

降落前半小时,春雷仁波切都在冥想,脸上蒙着暗黄纱巾,一缕檀香袭人。阴冷大城就在眼前,春雷仁波切如释重负,轻轻哼起藏歌,掏出手机报着平安。等他起身,我也对他掏出手机:我们的廉价手机一个型号。他很开心,转过头来,对我做着打电话的手势,然后慢慢溶入人群。

2012年6月16日至21日写于大理古城

盛世考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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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希望的小街》出版



  去年到今年,种种缘由辗转两家出版社,我的书稿《爱与希望的小街》,已由第三家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期上市。这是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6608141/
  新书得以出版,我要多谢右列诸位:义务策划足智多谋的安然,细致周到的文艺社资深编辑郭健,热心爽快的文艺社社长吴鸿兄。
  鉴于中国的出版现状,新书有三篇文章最后未能收录,它们是:《护照》、《女人的海啸》和《皈依》(后两篇从未发表过)。不过,全书现约十三万字,少了三篇文章,并不影响阅读,也不损害全貌。我也会在近期把这几篇文章贴在自己的博客或者豆瓣日记,算是补足全书。
  请有兴趣的读者关注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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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希望的小街》自序

  周成林

  写作无需文凭。作家有大有小,但我从没遇到自称专科作家、本科作家或研究生作家的同行,也没碰上不看作品先验文凭的编辑。可惜的是,这个常识在文字以外的世界仍未通行。我当初提笔,一是从小就有的兴趣,二是我没文凭,多数时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三是我也渐渐发现,常人眼中的“像样工作”并不适合自己。文字或语言,是我唯一的“技能”,靠它暂时活着,没有什么难为情,就像鞋匠补鞋,厨师炒菜,裁缝做衣。尽管前途难卜,尽管朝不保夕,尽管至今没有立锥之地,不时还得靠人接济,我还是很高兴做一回自己想做的人,但也时刻提醒自我:作家,尤其独立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更不应该自我膨胀。
  《爱与希望的小街》,原是我的上一本小书《考工记》的续集。本书完稿后,鉴于这两本书的背景相似,内容连贯,尤其笔下人和事,都跟作者有这样那样牵扯,我决定听从出版社建议,把两书尽可能合二为一,不仅让前些年自己的这类写作告一段落,也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读本。然而,我愈来愈不喜欢“个人史”“回忆录”这类整齐划一的标签,所以一方面纪实,一方面也尽量向文学靠拢。除了早期某些文字,我后来写的大多数篇章不再过多评论,而是尽可能忠实再现。我的文字也愈来愈简单;这一简单并非刻意,而是符合这几年(包括今后)我的生存状态。读完本书,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人物,不论至亲还是好友,要么早登鬼簿,要么已跟作者相忘于江湖。但我必须说明,写到他们时,作者并无恶意,也不回避自己的愚笨。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本文开头提醒自我: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本书书名,灵感得自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早期电影《爱与希望的街》。电影中的穷街陋巷,让我想起早年跟祖母住过的小街。我在这条小街慢慢长大,感受爱与希望,体会恨与绝望。我们的左邻右舍多为无权无势的弱者,我是他们的一员。等到成人,我有机会接近权势和财富,虽然短暂着迷,但我最终还是站回无权无势的弱者一方,我仍是他们的一员,哪怕这条小街名存实亡。本书写到的人物,不论我视为至亲的祖母还是让我爱恨交加的父母,不论管制分子还是知识青年,不论从前同学还是过去同事,不论联防队员还是日式酒吧的妈妈桑,既是常人,又是常人眼中(或他们自己眼中)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每个人都很独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文学版本未必“权威”。我笔下的自己,也只是我眼中的自己。我笔下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无论在世与否,他们若肯动笔,或许又是别样光景。(201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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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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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好人

  下午四点过从北印小镇Gorakhpur开出的火车,晚上十点过才到恒河边的圣城瓦腊纳西。一弯上弦月挂在雾朦朦的天上,湿热让人难受。走出乱哄哄的火车站,我直接来到站前的三轮摩托售票亭。这是预付车资的载客服务,你只要告诉职员想去哪里,按照距离付费,出示车票,三轮摩托司机就会载你;到了目的地,你再把车票给他。没有漫天要价的宰客,也不担心中途被人甩卖。我要去的地方,是河滨旧城最南端的阿西码头(Assi Ghat)。这么晚了,我不知道那里的旅馆是否还有空房。
  坐上三轮摩托,大约二十分钟过去,道路愈来愈窄,路灯愈来愈暗,行人愈来愈少,我到了阿西码头。上弦月依然雾朦,十店九闭,远处一群野狗吠得凄惶。司机二十来岁,一路不怎么出声。他把车停在黑黑的小路上,我要投宿的某家廉价客栈就在近旁。然后,像在应验我的预感,司机终于开口:“这家旅馆很贵,我带你去另一家。”不,我不要去另一家,我就住贵的。我不为所动,他固执己见。等我下车,把车票给他,这家伙开始变招:“你没给车钱。”“我给了,刚才给了。”我不睬他,一边点烟:幸好我在老挝北部吃过类似的亏,没有提前交出车票。“给我一支烟。”他随即下令,不像请求,更像威胁。昏黑中,我不出声,一脸轻蔑,给了他一支烟。
  “给我一支烟。”在钦奈(马德拉斯)机场外,在钦奈市区的Egmore火车站对面,在佛陀圆寂的Kushinagar路旁,都有陌生人跟我讨一支烟:中年人,年轻人,靠墙而坐的老者。幸好,印度烟民远没天朝多。印度人多不吸烟,或许不单考虑健康,也有宗教禁忌(在濒临阿拉伯海的南印小镇Varkala,一位年轻的杂货店主告诉我,他是穆斯林,卖烟却不吸烟)。不少中下阶层即有嗜好,大多只嚼槟榔和小包烟草,或抽粗糙价廉的本土香烟(beedi),因为贫穷(印度烟摊的香烟可以拆开论支卖)。只有在德里和加尔各答这些地方,你才看到商业区烟摊周围吞云吐雾的男女烟民,不过多半也买一支,站在一旁吸完走人。但在这类大城,你同样也会遇到找你讨烟的陌生人。更多时候,远远不只一支烟。“给我十卢比!”在德里我住的客栈外,背着书包四肢瘦弱的小学生突然朝你吼着,仿佛这是老师布置的课外活动。
  “每个印度人都是乞丐:就算不以此为业,只要机会一来,都不忌惮伸手。”一九六一年,意大利电影导演帕索里尼去过印度这样写道。这一刻毒,换成今天肯定政治不正确。然而帕索里尼的话,几十年后依然精准。在佛陀转法轮的Sarnath鹿野苑,一个蹲在草地拔草裹着莎丽的中年女人跟我四目相对,彼此的微笑尚未消失,她一只手攥着青草,另一只手已经伸出(这一次,我没一脸轻蔑,而是像印度人那样晃晃脑袋不置可否)。在瓦腊纳西远郊的Manduadih火车站外,我刚在一个简陋烟摊买完烟,卖烟小子也伸出一只手:“我是穷人。”“我也是穷人。”我没好气,不过讲的也是真话。在拉贾斯坦的斋普尔,粉红城(Pink City)内一处“景点”外,两个青年跟我兜售工艺品。见我死也不上钩,他俩一边讨烟,一边调侃像我这样的独行者:“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总是一个人旅行,总是独来独往,为啥不跟一帮朋友一起……”
  比起职业或非职业“乞丐”,防不胜防的“好人”更可怕。我读过的英文版印度旅行指南,不论Lonely Planet这类大部头,还是常居印度的美国女子J. D. Viharini(笔名)所著Enjoying India: The Essential Handbook(《享受印度》),都会再三告诫外国独行者,不管坐火车,还是在街头,绝对不要接受“友好的”陌生人递给你的饮料、食物或香烟,哪怕这些东西貌似刚刚开封,因为这是迷药党的招牌诱饵。刚到印度不久,在南印小城Trichy,酒店附近的街边,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夜里跟我搭话。他很热情,也很纠缠:我去过哪些国家,我会几种语言,我觉得印度怎样。我胡乱应付,他则顺着我的答案挖根刨底,像是要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把我粘住。最后,就像瓦腊纳西那位“给我一支烟”的三轮摩托司机,老头亮出底牌:“你抽过beedi没?要不要跟我去那边的酒吧试试?”
  “你在印度没安全感。都想骗你。”我在德里某家垃圾快餐遇到的一个年轻法国人说。危机到处都有。你是明处猎物,猎人远远就会嗅到你。九月中旬,我又来到德里。白日依旧火热,黄昏却已凉爽。夜里,我坐在Rajiv Chowk一处草坪,望着前方公园高悬旗杆上大得可笑的那面印度国旗。我的周围零散坐着纳凉歇息的印度男女,卖茶水零食和给人采耳的小商小贩窜来窜去。一个瘦瘦的中年印度人突然坐到我的身旁,仍是一见如故让你警惕的友好,仍是喋喋不休挖根刨底的盘问。这一次,我说自己是中国人。中国?这里很多中国产品。他兴致勃勃讲起天朝经济。大约十分钟的“前戏”过去,“猎人”亮出底牌:“你喝啤酒不?”“谢谢,我不喝。”“你想喝的话,我去那边买。”“我不喝,你喝。”“那你给我五十卢比买酒。”“公共场所不得饮酒,这是政府规定。”我笑着警告他,总算想到堂皇理由,不单为了节省五十卢比(不足一美元)。
  我的戒心有时也会草木皆兵,但它起码让我一路平安。即使这样,我的不良嗜好还是给我惹来麻烦。从瓦腊纳西坐夜班火车回德里,我很早就来到远郊的Manduadih火车站候车,这个小站几乎没有外国人。想要抽一支烟,想着印度公共场所的禁烟远比天朝严格,我特意走到火车站外的路边。抽完烟,背起大小行囊,路灯已亮。刚刚走进车站外的昏暗空地,一个印度警察把我拽住:“这是非吸烟区,你要给罚金。”“对不起。”我连忙道歉,想着息事宁人赶紧脱身,虽然知道他在敲诈,因为路旁并无相关标志。“两千卢比。”警察不依不饶,一直不让我走。“那你给我收据。”我几乎要投降了。“五百卢比。”他立刻改口,不再理直气壮,仿佛五百卢比就是他的底线,就像瓦腊纳西那位三轮摩托司机的“给我一支烟”,或像徳里草地上那位中年男子的“给我五十卢比买酒”。老天有眼。看来他真的没有收据。我不再求饶,而是挣开他的一只犹豫黑手,大步走回车站,一脸轻蔑。

  (2015年3月2日)
  (本文首发腾讯大家周成林专栏)

你买不了幸福,但你可以买书





  
  要是早来一年零三个月,我肯定会到这里,乐此不疲,流连它的三十个房间,全是书、古董、艺术品、工艺品、照片和信件。那些书,据说不少珍本、绝版和签名本,那些照片和信件也很稀有,都是印度老板Ramanand三十年的收集,源自甘地、克里希那穆提、达赖喇嘛、吉卜林、加缪、斯文•赫定、杨韩斯本(F. E. Younghusband)等古今名人。书店后院还有一个Feed ‘n Read(又吃又读)花园餐厅,一位曾居加德满都的异国朋友赞不绝口。在旅行社、购物商店和餐厅云集的Thamel,噪音、废气、东西游客和中国亲们混杂,这是一片绿洲,也是加德满都一大骄傲。
  但我来晚了,只看到瓦楞铁皮的围墙挂了一个牌子,告诉全世界的爱书人,这家Pilgrims Book House(朝圣者书屋),历经三十年,已是亚洲乃至全球书店一大标志,不幸毁于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一场大火。书店前年出版的一期Newsletter详述这一灾难:书在燃烧,浸在消防水喉喷洒的水中。大火燃了十八个小时,石雕破裂,铁塑熔化,更不要说印在纸上的文字。三十年心血毁于一旦,老板Ramanand却在微笑,当然不是开心,而是如他所说:“这个世界真的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会消逝。”听闻此事,印度前总统卡拉姆(A. P. J. Abdul Kalam)有言:“你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微笑的出版人,难怪你的书也会微笑。”
  幸好,朝圣者书屋并未彻底消失。同一小街,距离已成废墟的“旗舰店”两分钟路程,还有一家朝圣者分店,蓝色店招下方悬了一溜五色经幡。不像“盛世”中国很讲“逼格”的小资书城,这家朝圣者分店,从门面到内里,一点也不“高大上”。一楼书不多,应对Thamel的国际旅游氛围,各类工艺品和影音制品占了大半江山;我尤其留意店中售卖的雪山狮子旗和明信片上的达赖喇嘛。有趣的是,转过街角,几步之遥,就有一家名称诡异犹如新华书店的“中国西藏书店”,该是“中国西藏”在加德满都抢占的“宣传阵地”,摆满《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和天朝出版的各类英文图书,然而门庭冷落。想到两家书店的不同来历(朝圣者老板Ramanand只是一个独立卖书人,十四岁就去印度圣城瓦腊纳西一家书店做学徒,后来又在街边摆摊售书),你不禁心怀恶意,慨叹一年前的火神怎么不长眼睛。
  我的欢喜来自朝圣者二楼。水磨石走廊和四五个小房间摆满书。书和房间都是半新半旧,不像书店,更像从前学人或作家的书房,让我想起新德里看过的尼赫鲁故居,亦如这里四处皆书。狭窄走廊内,深褐木质书柜和墙上的深褐木质画框搭配,陈旧,老式,毫不气派。我踱进每个房间,仿佛走进不同展室:心理学,哲学,文学,政治,社会,印度教,佛教,西藏,印度,尼泊尔,登山……在加德满都十来天,每有厌倦,我总是不由自主走进客栈附近这家朝圣者(附近小街,还有一家独立书店Vajra Books,偏重印度教和藏传佛教一类学术书,我也常去)。有天,我请坐在二楼梯口的中年职员帮我找书:Vishvapani Blomfield的《佛陀传》(Gautama Buddha)。他不查电脑,很快钻进走廊尽头一个小房间,给我递来同一本书的精装本和七成新的平装版。“你买二手的吧。”他说,像在帮我精打细算。
  虽然前几年转读电子书,早已不怎么买纸本,出门旅行更怕负重行囊,然而,就像奥威尔的短文《书店记忆》(Bookshop Memories)所写,我现在偶尔还得买书,当然只买我想读又没电子版的英文书。前前后后,我在朝圣者买了三本这样的书。除了《佛陀传》,我也买了中国高僧法显和孙云的印度朝圣记英译本(英译者的注释,让我更容易对照佛教圣地的古今地名),还有英国作家Catriona Bass的《人在西藏》(Inside the Treasure House:A Time in Tibet),讲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闯进加德满都中国使馆死缠烂打随即跑去拉萨教书一年多的所见所闻,都是廉价印度版,纸张粗糙,略显陈旧,乏人问津,像在等着我把它们带走。
  去年八月中旬,快回印度,想着要往瓦腊纳西和加尔各答,我突然想读已故印度电影导演雷伊的回忆录(他在加尔各答生老病死)和美国作家Katherine Mayo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反印”旧书《印度母亲》(Mother India),后者,我正好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的一本书中读到。我先去了Vajra Books,没有,中年职员把我介绍到游客区外另一家偏重文学的独立书店,矮胖的尼泊尔中年店员钻进后院,足足找了十分钟,面带微笑跟我抱歉。走前一天,我又来到朝圣者。这天晚上,坐在二楼梯口的中年职员仔细检索电脑:“先生,你最好去印度找这几本书。”他在微笑,我在微笑,就像前面提到的印度前总统卡拉姆所说,一屋子的书似乎也在微笑:留点遗憾。最后一次走出朝圣者,我撞到一对中年的中国亲们,两人正在犹豫要不要进来。然后,男人径直步向一楼的工艺品,女人则在门口观望,很快端起挂在脖子上的高档相机,也不“预警”,对着店堂和柜台女职员拍了一张惊人的闪光照。
  重返德里,最让我亲近的,还是商业区Connaught Place数不胜数的露天书摊。回到中国不久,我读印度大报The Hindu电子版,看到派驻英伦的某位印度记者一篇文章,他讲伦敦书肆远非印度能及。然而,对于我这个天朝穷游者,能在德里地摊看到我喜欢的印度作家R. K. Narayan诸多小说集,看到自由世界的《纽约客》和《经济学人》一类杂志,我已知足(我的唯一遗憾,乃是看不到去年被印度教极端主义者起诉查禁的美国学者Wendy Doniger那本The Hindus: An Alternative History)。Connaught Place是殖民时代的英国人规划,都是欧式环形街区,最外一圈,则有一九三六年开张的Amrit Book Co.,没有二楼,却如加德满都的朝圣者分店那般简朴。我翻着奈保尔、Narayan、巴基斯坦作家Mohsin Hamid和印度新秀Pankaj Mishra的作品,彷佛见到熟人。看我翻得津津有味,书店职员上来搭话,可惜我只翻不买。我指着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他对印度讲了不少坏话。”职员哈哈一笑,略显尴尬,但也心领神会。“他最近去了中国。”想到还在果阿,一个北京朋友电话里跟我讲到奈保尔与天朝作家座谈,我告诉职员。“我译过他的传记。”不知怎么,我脱口而出,不是虚荣,而是觉得,奈保尔去中国时,我总算如愿以偿,来到他的先辈所在的印度。
  在德里最后一天,我第二次去了南郊的Khan Market。这个低矮围墙圈起来的低矮商业街,是德里精英和各国外交官的购物与吃喝天堂,你可买到德里旧城一片混乱的露天巴扎根本看不到的各类“高大上”舶来品。Khan Market好在还有书。几家小书店,摆着英美和印度出版的最新英文书,报刊架上有《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英语流利的印度精英,阅读趣味显然高过天朝新富。我又登上商业街窄巷内那道窄梯,那位面相斯文的中年女人裹着素色莎丽,依然坐在柜台后面。我跟她提到加德满都没能找到的雷伊和《印度母亲》。她起身,从书架抽出两册印度企鹅版的雷伊回忆录。唯一不完美,是我还得去找“反印”著作《印度母亲》的电子版。这家Full Circle Bookstore,不仅是德里最好的独立书店,用来装书的牛皮纸袋我也喜欢,尤其那行有点煽情的英文:YOU CAN’T BUY HAPPINESS, BUT YOU CAN BUY BOOKS. AND THAT’S KIND OF THE SAME THING.(你买不了幸福,但你可以买书。两者大致等同。)

  (2015年2月25日)
  (本文首发腾讯大家,有删节。以上为完整版本)

Lodi花园的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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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印度独立日期间,民间团体在德里商业区Connaught Place举行反对强奸和性暴力的签名活动。作者摄影。)

  去印度前一个多月,我上Facebook,跟远在乌克兰的奥尔嘉开玩笑:“我去印度,起码不用担心被人强奸。”“谁知道呢?”奥尔嘉回复,我似乎看到她的嘴角一缕坏笑,我们常常这样彼此调侃。前年离开中国,不到三十的奥尔嘉爱上一个瑞典人,很快就要结婚,远走高飞,离开那个暂时看不到什么希望的乌克兰,用她的话说,跟伴侣在北欧某处建立“基地”,换本畅通无阻的瑞典护照,继续旅行。提到印度,在那里住过一年的奥尔嘉说:“印度一定会让你惊奇。”
  Abdull二十来岁,在钦奈(马德拉斯)机场的Indigo航空公司上班,做地勤。但他没有奥尔嘉幸运,可能一辈子都得留在印度,因为Abdull是养家糊口的长子,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前者在读工程学院,后者在念中学。去年七月某天,Abdull上完夜班离开机场,走到陈旧候机楼对面更陈旧的郊区火车站,去坐还要陈旧的火车进城,回家睡觉。在热烘烘脏兮兮的月台,Abdull遇到我这个刚从吉隆坡飞到钦奈的中国佬。听我问路,他很热情,让我跟他一起坐车进城,我们同一方向。
  我跟Abdull一边等车一边聊天。就像我在书中读到的印度人,他很快切入“正题”,直截了当:“听说你们中国实行一胎制。夫妻有了一个小孩,是不是就不再性交?”我告诉他中国的一胎制现有松动,有了小孩,夫妻还会性交。“那还会有小孩吗?”“不一定,他们要么绝育,要么避孕。”Abdull继续追问:“那你有没有小孩?”“我没小孩。我离婚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要小孩?”“养小孩太贵了。”我说,本来就热,因为他的“审问”,更是满头大汗。
  根据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引述官方数据,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印度年轻男女受过性教育。如同Abdull认为夫妻有了小孩无需性交(他也许觉得,性交只为繁殖后代),孟买一位九十高龄的性学家给一份报纸写专栏,每天收到读者来信或电邮,其中不乏Abdull式的提问:有的忧虑自己的阴茎长度,有的担心男女同时手淫想着性爱女方会不会怀孕,有的害怕男性之间肛交是否也让男人受孕。与此同时,另一调查显示,印度男女“失贞”的平均年龄为二十三岁,多数婚姻依然父母包办,四分之三的城市男子希望自己的新娘是个处女。
  还有强奸。二零一二年的德里巴士轮奸案震动海内外,德里也浪得“强奸之都”的恶名,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印度报刊虽然常有类似报道,但在一个谈性依然色变的社会(孟买高龄性学家的报纸专栏常被保守人士抨击,有的订户剪掉专栏不让孩子读到),在一个女人“名誉”高过一切的国度,不是所有受害者都会报案。强奸也不分国界。欧美女游客,日本女游客,不时成为色狼的牺牲品。在印度旅行,你会看到单身或结伴而行的东西女子,穿着印度妇女宽松肥大的salwar kameez,甚至裹着头巾,小心翼翼,遮盖每寸不该裸露的肌肤。只有来到讨好外国游客的海滩,身娇肉贵的白人女子,才会换上比基尼,跟着一同旅行的白人护花使者,走下人烟稀少的沙滩。她们的肉体,不论胖瘦,比海浪还要让人目眩,一旁的印度男子鼓起眼睛看得发呆。
  在印度旅行,不论大城小镇,你常常看到反性骚扰的标牌。从前的法国殖民地Pondicherry就在钦奈附近,海滨大道也挂了一幅:“Eveteasing is a crime against women. Offenders can be put in jail for upto 1 years.(性骚扰是对女性犯罪。触犯者可入狱一年)”这类标牌究竟多大阻遏效果,我不是随时担心性骚扰的女性,无从说起。前些年,印度作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写过一本国内游记Butter Chicken in Ludhiana(【卢迪亚纳的黄油鸡】),讲他在印度小城的游历。在圣城瓦腊纳西,潘卡吉遇到两个长居此地的白人女子,她们告诉作家,性骚扰无日不有,而且愈演愈烈:“每走十米,我们都会听到这类话:哈罗性感宝贝,想做爱吗?哈罗性感宝贝,想做爱吗?”三十来岁的Susan是个热爱印度的独立学者,把圣城街道喻为雷区:“现在,要是有人只在僻静小巷露体,要你吸他鸡巴,那你算幸运。我一人坐在码头时,男人会过来聊天,然后我还不知道,他们就告诉我,他们在性方面很苦恼,我可不可以帮他们减轻苦恼。实在难以置信。”
  保守习俗(尤其乡村),还有由来已久的歧视女性,非但不能减少性骚扰和强奸,也让痴男怨女压抑。印度的地铁、火车和汽车,都有女士车厢或专座,不单照顾女性,也要坚守男女大防。小城难见穿牛仔裤的女子,大城如德里,火车站外,天桥上下,肮脏地摊却摆着色情和准色情的劣质书刊和盗版光碟。印度没有国际水准的色情出版业,宝莱坞的“性感”歌舞,更像想入非非的前戏。在加尔各答,已故特蕾莎修女开设的收容濒死者济贫院附近,却有一片神女出没的红灯区,性工作者足有上千,然而不像花街,更像贫民窟。半岛电视台的电子杂志AlJAZEERA去年九月号登了一篇摄影报道,讲述那里的凄凉故事,也让我想起,从济贫院出来那天,坐在露天的中年神女朝我暧昧微笑,让我更觉压抑。
  我的朋友奥尔嘉那句调侃没有成真。身为男性,我在印度的确不用担心被人强奸(只需谨防受骗上当),顶多遇到加尔各答一位穆斯林人力车夫跟我拉皮条,问我想不想jikijiki。瓦腊纳西一个年轻的三轮摩托司机教我明白jikijiki什么意思,也教我用印地语高声说着sister fucker(操你姐姐的)。也许,印度普通男子的“性教育”就是这类东西。但在新德里,我却偶遇一次难忘的“性教育”。那是点缀莫卧儿王朝诸多废墟的Lodi花园,比起拥挤混乱的旧德里,这里安静,花木茂盛。我坐在一处斜坡草地暂歇,突然看到对过十来米,一对二十来岁的印度男女靠着树桩拥抱亲吻。身穿蓝色salwar kameez的女孩很忘情,男孩也很大胆,隔着衣服上下摸索。我不好意思多看,转头对着前方草地。在我身后,四个年轻印度人走来。他们没有不好意思,席地而坐,点燃土产香烟,目不转睛盯着亲热男女,让我再度感到压抑。(2015年2月)

  (本文首发腾讯《大家》周成林专栏)

哈维尔这样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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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与戈尔巴乔夫和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携手埋葬东欧共产主义制度,已故捷克总统哈维尔却从未像前者那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去年九月,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在布拉格透露,当年,哈维尔不仅谢绝和平奖提名,还主动推荐当时仍被缅甸军人政权软禁的昂山素姬。根据纽约时报去年一篇报道,昂山素姬在布拉格说,在缅甸最黑暗的岁月,哈维尔给了她希望,他的书给了她慰籍:“我明白了终极自由就是活在真实中。被软禁时,我知道这个人在为我说话。他让我感到自由。”
  把诺贝尔和平奖“让给”昂山素姬,该是哈维尔堪称招牌的谦逊之最好印证。一九九零年,贵为总统的哈维尔访问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演讲:“我愈是低微,我的位置就愈恰当;我愈是位高,我就愈怀疑哪里出错。”哈维尔的文雅、礼貌和羞怯,甚至让他对共产党政权的秘密警察也以礼相待:他会走出乡间居所,跟日夜监控他的当地警察闲聊几句(对小地方的警察来说,这也是苦差),有时还把咖啡和茶端给他们喝。捷克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后,哈维尔前后做了十三年总统,但他更愿意世人把他视为一名作家,而非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的政治家;他更在乎世人怎么看待他的作品,而不是他身为总统的“政绩”。
  然而他的“政绩”并非不足一提:从震撼共产政权的七七宪章到捷克第一个反对党公民论坛,历史把作家哈维尔推到前台,让他成为一九八九年捷克重获自由之后的第一任总统。苏联崩溃后,哈维尔和瓦文萨积极推动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国家加入北约,旨在捍卫和巩固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和政经稳定。不同于诸多“现实主义”政客,哈维尔始终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他的非暴力抗争和人道主义立场,并未让他在邪恶面前一味退让,而是支持“干预政治”,无论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还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十三年总统任期,哈维尔也从未因为“现实政治”拒绝会见“敏感”人物。他是第一个邀请达赖喇嘛来访的民主国家元首,而且不惧捷克总理“有损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反对,接见因为“亵渎”伊斯兰仍在亡命的作家拉什迪。
  用去年在纽约出版的《哈维尔传》(Havel: A Life)一书作者赞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的话说,身为作家、思想者和政治家,哈维尔的道德哲学可以浓缩为三大要素:弱者的力量;活在真实中;责任。弱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也是他最为人知的一篇散文的标题。这篇长文写于一九七八年,把共产国家跟传统独裁区分开来,提出了“后极权主义”这一全新概念。在哈维尔看来,后极权主义之所以让国民成为活在谎言中与缺少独立思想的行尸走肉,这跟个体的“合作”不脱干系:个体无需相信谎言,他们只需循规蹈矩,缄默容忍,随波逐流。正因如此,“个体确认了这一体制,实现了这一体制,造就了这一体制,成为了这一体制”。
  不像捷克另一位异议作家克里玛,哈维尔从未加入共产党。生于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出身在“新社会”是个“污点”,甚至令他拿不到高中文凭,更不要说继续深造。他只得一边打工一边就读夜校。为了逃避兵役,他去布拉格一家谁都可以入学的经济学校念书,但他毫无兴趣。念不了喜欢的艺术、哲学或电影,哈维尔最后被迫从军。因为出身不好,他只能当个苦力一般的工程兵。但在军中,他跟同袍搬演戏剧,跟人合写离经叛道的剧本。一九五九年,哈维尔离开军营,在布拉格一家剧院做了舞台布景,这也是未来的剧作家哈维尔的第一份“正职”。
  一九六零年代,布拉格之春来临,哈维尔已是名扬国外的剧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那是共产主义捷克一段“黄金岁月”,政治气氛相对宽松,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哈维尔和同行一边享受难得的创作自由言论自由,一边过着醇酒美人吞云吐雾(吸食大麻)摇滚节奏的波希米亚生活。对于高扬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有妇之夫哈维尔,这似乎自相矛盾。然而,正如哈维尔传记作者所写:“他似乎相信,如果他首先承认自己的道德缺失,说他伪善的指控就不会刺痛他。……他肯定得出结论,道德完美并非他所能为,退而求其次,他让自己真实呈现,并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这是另一形式的活在真实中:他既拈花惹草,却又情有独钟。终其一生,哈维尔都向发妻奥尔嘉袒露自己的不忠,甚至求她理解,听她“建议”。他和奥尔嘉的两情相依不离不弃,也许只有活在真实中的同类才能理解和同情。
  布拉格之春正在绽放,却被苏军坦克扼杀,哈维尔积极参与抗议。然而,令他真正扬名的,还是一九七七年的捷克宪章运动。就像三十年后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民主自由建立开放社会的零八宪章,共产党政权全力压制这一和平诉求。哈维尔进了监狱。那年四月,出于软弱绝望,哈维尔在狱中两次给当局写信,承认自己的良好愿望可能被外国媒体“故意扭曲”,为了获释,他愿放弃“公开的政治活动”,把精力放在“我的艺术创作上”,甚至愿意停止“煽动和组织集体行动与公开声明”,不再担任七七宪章发言人。这一妥协,让暂获自由的哈维尔深感羞耻(他后来说:“这是我一生最糟糕的时刻。”)。为了“赎罪”,他不仅没有放弃异议活动,反而更加投入,甚至把再度入狱视为对自己的最好惩罚,让自己更为谦卑。
  身为心理学家,《哈维尔传》的作者赞托夫斯基与哈维尔交往多年,跟后期的哈维尔来往尤其密切,做过他的发言人和新闻秘书,后又出任捷克驻英美大使。一九八九年捷克“天鹅绒革命”前夕,哈维尔终于获释。赞托夫斯基跟其他朋友到监狱门外迎接哈维尔,帮他拎着出狱时的随身杂物。“这是我跟他相处最骄傲的时刻。”赞托夫斯基这样写道。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背景,还有作者所说“采取一种‘临床态度’,看着其他人,包括跟你最亲近的人,搏斗,胜利,衰退,受苦和死去,与此同时冷静记录这一经历”,《哈维尔传》有着私密而又旁观的叙述风格。除了众所周知的反极权英雄和民主斗士这类“光辉形象”,赞托夫斯基也给读者呈现一个活在真实中却又不惧个体责任的哈维尔,尤其他的脆弱和他时常面临的道德困境,用作者的话说,哈维尔“自己就是弱者的力量之终极体现”。
  “权力在手总是让我怀疑自己。”出人意料的是,“天鹅绒革命”后,哈维尔身为总统,反而长期陷入内心低迷和自责,因为总统一职受到内阁制约,因为现实政治充满纷争敌对,因为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带来新的贪婪、腐败和私欲,因为他与第二任妻子还有其他女人的私人生活众说纷纭,也因为他一直渴望远离政坛埋头写作。二零一一年,哈维尔最后一次接受媒体详尽采访,认为自己在任时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更加努力地推行他设想的人道主义和道德社会。终其一生,作家哈维尔,异见者哈维尔,“摇滚总统”哈维尔,都未变成捷克现任总统Milos Zeman那样的“政治家”。去年十二月,布拉格民众走上街头,纪念二十五年前的不流血革命,不少人手握一张足球裁判的红牌,不满Milos Zeman赞美俄国和中国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黑暗历史充满一厢情愿的乡愁。
  九泉之下的哈维尔看到这一幕,他一定也想加入抗议,手握一张红牌。
  (2015年1月)

  本文首发《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4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