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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语中流亡的精神移民

关于翻译、写作、阅读、旅行和《跟缅甸火车一起跳舞》


《跟缅甸火车一起跳舞》快要出版时,大块文化的编辑电邮提到,为了宣传此书,他们想请台湾作家阿泼(黄奕瀠)采访我,还说阿泼“在脸书上发表过不少关于东南亚文化的文章与观察,是相当有见地的作者”。

我和阿泼通话前,她先把访纲发给我。看过一遍,我有些惊讶和惊慌,因为她的问题不仅细致,提得也很“刁钻”,准备显然充分。慎重起见,我花了两三天,写下对多数问题的书面答复,于是有了这篇你问我答。

阿泼的专访文章,前天登在台湾最大网络书店博客来的OKAPI阅读生活誌,既引述了我的部分书面答复,也记录了我们连线时的即兴交流。为了互补,承蒙阿泼同意,现把我整理的书面答复放在这里。

阿泼受过新闻与人类学训练,当过记者,在偏远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做过义工和NGO工作者。这几天,我断断续续在读她的两本书:《忧郁的边界:一段跨越身份与国族的人类学旅程》和《介入的旁观者》(前者是她对东南亚政治、历史、社会与人文的观察,后者是她近些年的政治、社会和人文随笔)。我发现我们的关注和足迹有诸多相似,当然人类学训练,让她的文字更偏重身份与国族的探寻,而我,活在此岸,已经不愿或无力背负身份与国族的重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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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寫作前,你的經歷是翻譯,而且是自學英語。能否聊聊自學英語這部分,以及翻譯經驗。

答:自学英语的经历可以参考我今年写的一篇长文“我为自由学英语”,虽然文章只写了自学英语的初级阶段。我的写作和翻译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都是二零零一年暂居深圳那时。迄今为止出版了四本译作,但就文学翻译而言,我还在学艺。去年读到《纽约书评》一篇谈翻译的好文章“翻译的十一种乐趣”(Eleven Pleasures of Translating),作者名叫Lydia Davis,既是作家也是译者,她的《包法利夫人》英译本在英美颇受赞誉。Davis写道,文学翻译没有自我创作时的担心焦虑,即使状态低迷也可开工,可以改善心情,可以沉浸于另一文化,可以扮演“口技艺人”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写作……这些对我很有启发,有的也感同身受。我个人的翻译心得则是,文学翻译不只是要求一种语言,而是两种语言,尤其是中文的把握很重要。英文一般人只要比较好,这不太难遇到,但把英文转换成晓畅的中文则是技巧、天份和对原著文字后面某种东西的感悟。翻译跟写作并不冲突,翻译可以拓展你的写作,是很好的训练,训练你节制,知道文字的分寸,让你更讲究文字结构和词语的准确运用,文学翻译者最好是个好的写作者。

问:因為英語好且翻譯的關係,你的閱讀「轉向」。我想請問閱讀轉向對你自身和寫作的影響是什麼?(這問題特別想問,因為,作為台灣讀者是很輕易接受翻譯書,也很少有一個主要的閱讀主體,我以為中國大陸的翻譯量更大更多……)

答:我真的不敢自认英语好,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自学英语是一辈子的事情,我现在也许可以自称还算“熟练”吧。你说的阅读转向,说的应该是我近十来年基本不读中文书改读英文书;这在西方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中国作家兼读书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参考去年我写的一篇文章“在母语中流亡”。当然,我得强调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对我来说也很重要,这几年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虽然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答案,但我至少可以说,阅读转向对我影响非常的大,一是可以不受现有中文书的限制,不论译著还是中文作家的作品。我对现在的中国中文几乎没有好感,也觉得绝大部分中国作家的文字都是不好的,不好不是单就字面意义,而是语言折射的中共语言的潜移默化,还有思维、眼界和世界观、价值观等等。英文的世界更广大更自由,而且英文也有不少翻译自其他语言的作品,有的更接近原著的语言和风格,如Lydia Davis翻译的《包法利夫人》,还有最近我在读的意大利小说家Elena Ferrante拿波里四部曲的英译本,翻译都很好。二是自己做文学翻译这么些年,比较清楚现在的情况,粗制滥造和急功近利,译者的质素也不高。中国的翻译出版,表面上看似乎很繁荣,其实控制愈来愈多,除了跟中国有关的那些所谓“敏感”题材,苏联,赤柬,东欧,韩国,甚至台湾题材都是禁区或雷区,当局的控制或审查标准难以捉摸,译著里只要有批评中国当局的内容或牵涉中国当局不希望读者读到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文字,出版社都得删节。我最近一本书,是我这十年关于书的一本书,包括书评和随笔等等,通共才十万字出头,但是谈到苏联的文字,从古拉格到曼德尔斯塔姆,还有那篇“在母语中流亡”,大约七篇,总共三万多字,都被政治审查掉了。

“在母语中流亡”提到作家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一段话,对我的触动也很大:“从一九四零年起,我一直用英语写作,用英语思考,读的多半也是英语文学。语言不仅用来表达思想,也形成思想;采用一种新的语言,尤其对于作家,意味着他的思维模式、风格和趣味、态度和反应不知不觉渐渐转变。简而言之,他不仅获得一种新的沟通手段,也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背景。”我想阅读的转换对我来说即是很大程度的精神移民,或者也是文章的题目所说:在母语中流亡,当然也因为我对当今这个中国中文的语言环境的厌恶和鄙视。我现在对国家或民族没有什么执着的认同和情感,更看重自由阅读也是基本人权这类东西,哪里能够比较自由的安身立命,尤其是精神和心理上,哪里就是家。这让我不受当下中文,主要是中国中文,无论政治还是商业的恶劣影响,不受那些陈腔滥调或恶俗语言的影响。

阅读转向对于写作的影响:尽管目前仍用中文书写,但是长期“脱离”母语,我说的是阅读上脱离,也让我不受单纯一种语言的限制,尽管中文是我的母语,但某种程度上,会不会像外国人写中文呢,没有那么多约束或负担,反而能够写出纯真、真挚、直率和无拘无束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也给自己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加写作的方式,因为我现在的参照几乎完全来自另一种语言(它的趣味,风格,思维,意识和价值观等等),而不是一时一地一种语言的局限。而且,今年开始我想申请几个国际写作项目,也准备试着把自己的一些文字译成英文,因为有的写作项目需要作者提供作品的英译。能否如愿以偿是另一回事,但我觉得如果能有新的突破,那也是个人求之不得的。用英文书写,也许完全是个梦想,也许最后失败,但不妨一试,必须一试,再不试就太晚了。

问:你的遊記中出現許多次掩藏中國人身份的敘事,強調緬甸等國家看中國的眼光,能否談一談這部分,你的中國人身份對於寫作和旅行的影響。

答:缅甸不少国民对中国或中国人的负面看法是我亲身体会,书中都有写到,主要原因我想是那些年中国对缅甸军人政权的支持,而军人政权是绝大多数缅甸人所憎恶的。所以,我一是尴尬,二是羞耻,因为我来自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权又有很多不光彩的历史记录,更不要说它在当今自由世界的真正形象,我不想被人误解,也不想随时随地跟人解释自己的立场。这个不用细说了,台湾或海外的中文读者都知道。而且中国现在对世界的影响愈来愈大,我觉得这个影响在很多方面是有害的,它的那一套价值观和实际做法都是让人质疑的。印度有份政治和文化杂志叫做OPEN,最近刊登印度学者和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谈话,封面标题有一句是,“比起圣战者,中国是对世界秩序更大更长远的威胁”,抛开印度对中国的恐惧和敌意不说,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掩藏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另一个动机是沟通的需要,有时,当你躲在“伪装”后面,反而会让对方放松戒备,或不会因为礼貌而敷衍你,你因此反而能听到对方(包括我遇到的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或中国人的真实看法,而这个沟通,也是日后的绝佳写作素材。中国人的身份对我的写作影响不大,毕竟我现在是用中文写作,写作的时候也无需面对他人,但对我的旅行影响则很大很大:能去的国家,签证,逗留时间的长短,出入境的自由,甚至有无长期居留的可能……身为中国境内的独立作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自保或担保,也不可能通过官方控制的各类机构申请到出国进修或做访问作家的赞助,你很难拿到所有富裕或发达国家的签证,即使一些所谓不那么发达的国家,譬如土耳其和希腊,你也拿不到。反过来说,即使还用中文写作,即使是个穷作家,我哪怕有一本香港护照或台湾护照,我的旅行肯定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问:你第一次出國,是技術勞工,接著到東京是體制的工作。這經驗似乎也決定了你日後旅行或寫作的態度,能否聊聊?

答:对,某种程度是这样。在葡萄牙管治的澳门做同工不同酬低人几等的技术劳工,这一经历并非很愉快,这让我日后旅行和写作时,很多时候愿意站在弱者的立场去同情和理解。再后来去东京,很短暂,但也是很独特的经历,虽然只算偶然“凑近”体制的边缘,也是不太愉快的体验,让我不想趋炎附势。这两次经历我都在自己的不同文章里不同程度的写到过。对我来说,不论写作还是旅行,独立的眼光和见解是非常重要的。而你一旦依附体制,尤其是你憎恶的那个体制,你就可能有违心的东西得接受,你也不敢写出真实的东西和感受。我在这方面有洁癖,我做不了超越自己底线的事情,更写不出超越自己底线的文字。

问:你在受訪與專欄文章中,時常提到「獨立」的必要,獨立寫作者、獨立旅行者等等,這似乎是相對於中國作家依附體制而言,能否談談為何要如此強調?

答:对,现在很多中国作家,尤其是那些依附体制的,或与体制有千丝万缕牵扯的,都有程度不等的人格分裂症。他们一方面靠着体制吃饭,得到诸多利益,政治上物质上机会上,过得甚至不错,一方面也对体制不满,有看法,并非完全糊涂,但他们深谙生存之道,非常世故,当代中国式的世故和精明,为了一碗饭或一点个人利益,公开场合根本不敢有丝毫反叛的言行,顶多挑一些“安全”或“保险”的话题来做文章。尽管有些作家并非全无文学才华和见地,但你从他们的文字里看不到什么真有普世意义或真知灼见的东西,可以让人惊醒或惊悚的东西。他们就像已故波兰诗人米沃什那本随笔《被禁锢的头脑》(The Captive Mind)写到的一些共产党文学官僚,只是一尊习惯了自我妥协自我阉割自我麻醉的文学花瓶。体制内还有一些作家,则是这个政权的帮凶或奴才,如现在走红的网路作家周小平(他多少应该算是体制内了,当然有人觉得他不算作家,也许他就是给当局贴金的一个所谓枪手),因为经历和见识,要么被洗脑得已经没有真正的是非感历史感,要么就是真正的奴颜婢膝。体制外的作家,特别是更年轻的那些,因为当今扭曲的商业氛围加政治高压,有的完全或故意不问政治历史社会等等(或不感兴趣甚至无知,或因为恐惧而回避),只写不犯禁的风花雪月吃喝拉撒,或拉帮结伙互相吹捧,写点不痛不痒的东西换钱。中国境内完全不依附体制的独立作家并不多,敢于坚持高标准写作准则的也不多,所谓高标准,其实也是一个严肃写作者的起码标准,就是不回避任何“敏感”题材,头脑没有任何外在或自加的禁锢,不违背文学或写作的良心,不说假话,敢于挑衅或挑战固有观念和传统,而不是像米沃什说的那样只写出部分的真实。中国现在的言论和出版环境,并不鼓励真正的严肃的独立写作者,所以强调独立二字,对我来说,既是个人微弱的挑战和蔑视,也是坚持与上面那些人有着本质区别。

问:獨立寫作、旅行的困難在哪兒?為什麼你要選擇這條路?(一定得旅行嗎?)如今又怎麼克服他?

答:最大困难是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中国现在的报刊杂志急剧萎缩,中国当局对自由言论的容忍度也愈来愈低,现在可以发表文章的地方远远没有前些年那么多了,即使能够发表,很多题材也受限制(前些年或许还能登出来,现在却有难度了),或者文章必须面对无处不有的审查,包括政治审查和道德审查,涵盖报刊、网路和出版审查。要么写出来的东西发表不了,要么只得听任删节。所有“犯禁”的字句都不能公开出现,有时连暗示的字句都不得有。扭曲的商业化也是一个因素,譬如我在中国网路上正式发表的专栏文章,编辑必须给你另起一个吸引广大读者的标题,这就是大陆所谓的标题党,这类标题通常很煽情,或是很庸俗,或是很幼稚,但你没有办法,我想编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中国目前的大众阅读风气,也影响到你的文章在网路上的点击率和各个网路平台的推荐频率;一个没有多少人读的作者,估计也不会再有人请你写稿吧。到目前为止,坦率的说,我还没有很好的克服办法,或正在寻找克服的办法。

为什么选择独立写作包括独立旅行,我想上面那个问题的回答几乎表明我的立场了。

旅行的困难,我放到下面这个问题来回答吧。

问:你選擇的旅行處都是第三世界國家,且與中國相鄰,選擇時有沒有什麼考量或原因?這些國家的歷史與當代社會,有多方可以跟中國當代做對照,有時你輕輕點出,有時你沒有,大部分都放在人對人的態度上來做跨國比較。在書寫時,你心裡有想要參照嗎?

答:选择第三世界国家,且与中国相邻,最直接最现实的因素就是预算和签证的考量,因为我是独立的旅行者,预算很紧张(出门几个月,除了在外开销,我还得如数支付我在中国住处的每月房租,等于额外多了很大一笔开支),如果为了写一篇东西,要去个人也有兴趣而且更远的非洲或南美某地,时间和经济上我完全负担不起。再有,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和个人贫穷,也轻易拿不到欧美等国的旅行签证(即使想去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也很难拿到签证)。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对第三世界的兴趣和关注,对问题国度的兴趣和关注。这不是说我对西方没兴趣,而是第三世界当今面对全球化等等的冲击是最激烈的,变化也是最迅猛的,譬如缅甸,当它正在变革的时候,希望与问题并存,你去到那里,从写作的角度,就像当年中国刚刚告别毛泽东时代西方作家与记者前来采访报道那样,想起来也会让人激动。

我在书中其实有很多对比,把这些国家的历史与当代跟中国比较,只是这些比较不一定要长篇大论,也不一定只做大的宏观的枯燥的比较,譬如我也比较了中国的长途汽车跟缅甸的异同,也比较了普通缅甸人待人接物跟普通中国人的微妙不同,也比较了我对中国人和西藏人的总体观感。而且,我关注的重点是在地,不是中国,不是去写一本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诸多关联与差别的书(这样的书当然很有意思,放在中文世界也更有卖点,譬如前年就有哪个英美作者写了一本在非洲的中国人的书,描写当今中国的各类“殖民者”或移民对非洲的影响)。人对人的态度更有普遍意义,我想一方面突出在地,另一方面也把眼界放得更高一些。英美很多类似的作家,他们写到异国时,关注的也是在地,也并非时时拿异国来跟本国做对比。

问:旅行中最困難的是什麼,你最在意的是什麼?能否提幾個小故事?

答:最困难的是好多次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刚到印度的清奈(马德拉斯),我走了好多家客栈,都没住的,原来那天正好是个什么节日,好像是伊斯兰的Eid(开斋节)。最后找到一处只住本国人的简陋客栈,还记得前厅茶几上很多苍蝇飞来飞去。那个房间,晚上热得像蒸笼,电扇在头顶猛吹,床铺也是热的,窗户就是一个小窟窿,那晚我冲了起码三四次澡,睡了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什么也不管开着房门,热得甚至不想躺到床上,只穿一条内裤在房内走来走去,像个精神病人。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处看房子,总算找到一处还能负担的旅馆,有空调,像天堂,结果睡觉前撩开床铺,上面竟有没洗干净的血迹,只好睡在自己带的睡袋薄衬里。在达兰萨拉,在仰光,在蒲甘,在加尔各答,我都遇到类似的状况,找不到住处,我能负担的稍微像样的住处。因为我要么用的不是smart phone,要么就为了省钱没有开通国际漫游功能或买张当地手机卡(有时候也买不了电话卡,第一次去缅甸,该国的手机卡还很贵),很多时候无法预订旅馆。然而这样的“自虐”也有意外收获,如我写到的在蒲甘,因为到处客满,住进了女主人兼女教师的卧房兼教室,看到晚上她给几个学生补课,而且在她床前的地板上睡了好几晚,非常难忘的经历。

最在意的是能不能跟当地人坐在一起聊天,不管聊什么,这也是了解一个地方的最好最直接的方式。我也许是幸运,也许自己还不那么害怕跟人交往,总能遇到可以聊天的当地人,像我写到的曼德勒那个年轻僧人,还有孟眉的那位金觉先生,都是很有意义的对话。我喜欢问,更喜欢听。最开心的是,第二次在缅甸,南部的Dawei,我穿上纱笼后,因为晒得也黑,几乎所有人都当我本国人,只要我不出声,而这样也能感受他们把你当成本国人时,你的不引人注目,可以更自在的观察他们。在孟眉江边的大桥附近,还有外地开车来的缅甸人用缅甸话跟我问路的,也觉得很好玩。如果到了东亚或东南亚以外,你的肤色外貌明显不同,可能就不一样了。

问:這本書是怎麼集成的?有何選擇?

最早是打算在大陆出版。前些年,大陆有一本很有名的文化杂志叫做《万象月刊》,前身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爱玲发表过文章的一本杂志。我给这本杂志写了不少文章,当时具体主编杂志的王瑞智先生跟我差不多年纪,也喜欢旅行,有次看到我写的一篇关于云南大理的长文,他很高兴,评价蛮高,觉得我应该多写点这样的东西。这应该就是我这些年写了这么多关于旅行(当然有别于一般作者笔下的旅行)的文字之开端吧,离不开王先生的赏识与鼓励。但是,等我真正开写这本书,《万象月刊》不幸停刊了,我不仅少了一个难得的知音,也少了一个发表我这类并非风花雪月的旅行文字的好地方。大概二零一五年初,《跟缅甸火车一起跳舞》一书初步成形,我把书稿给北京一位作家朋友看了,朋友觉得很好,也正好认识大块文化的郝明义先生,于是推荐给郝先生。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些来历。去年,北京一家很有口碑和眼界的出版社,出版过我翻译的塔可夫斯基日记,也想看看这书能否出一个简体字版(前面说到的王瑞智先生也向他们推荐过我),但是他们看了书稿,因为中国当局禁止出版物谈论赤柬波尔布特那段历史,我书里写缅甸牵涉到中国的一些内容,还有关于西藏的长篇文章都得删掉,这样删来删去出版的话,这本书就会面目全非,所以简体字版基本不太可能了。

问:你第一本書《考工記》是寫自己,第二本也是,現在是旅行文學,對你的寫作,有什麼規劃和方向嗎?

答:前年曾想去德国柏林呆上半年,写一本关于难民的书,最后申请没有获得德国的基金会通过,我有些失望,因为是很好的选题,而且是在难民潮尚未成为国际传媒头条新闻之前提出的个人计划,后来辗转听说也得到个别评委的好评,还是很遗憾,也许跟我提出来的逗留时间太长有关系吧。最近一年多我写的东西,包括《爱与希望的小街》被审查掉的三篇文章,也可以结集成书了。希望有机会在台湾出版无需删节的版本,把《考工记》、《爱与希望的小街》和其他相关文章做一个精选,虽然台湾对大陆题材,现在未必那么有兴趣,还是希望有出版的可能。今年下半年,我准备申请国际写作项目。目前即将开始翻译今年去世的英国作家John Berger的Pig Earth,这是他中期的代表作,短篇故事集,写到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村,也许有助于中国读者反思当今中国农村的凋敝。

问:旅行中閱讀的比例是多少,因為似乎很常閱讀與當地相關的文學作品。你有師法的對象嗎?

答:我旅行的时候读书不多,有时也累得或开心得读不了书,断断续续读一些吧。更多是关注外界周遭,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鼻子去闻(对,没错,你必须去闻各种味道,包括不快的味道)……身为写作者,必须得有意识的读跟当地有关的一些书,包括当地出版的主要报刊杂志(你能读懂的,譬如英文报刊),这非常重要,但不一定专门去读很多,你读不完的。我旅行中最大的一个乐趣是去到当地,随时可以发现让你感兴趣的英文书,尤其是你不去到当地就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书,我说的是跟当地有关的书,历史政治社会等等,不论是当地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这是只解决当前急需的一册旅行指南远远不能比的。《跳舞》一书的前言,我提到不少欧美作家,如福楼拜,毛姆,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查特文,奈波尔……他们有的以写旅行为主,有的写过不同形式的旅行文学经典,都是我师法的对象。

问:現在西方作家記者多往東方取材,掀起了非虛構熱潮,中國自己也認為國內就有很多金子要掏,但你卻是中國作家寫國外,是不同方向,能否聊聊?

答:没错,这似乎是个热潮,但好像一直也没冷过,不论是写东亚的日本中国,还是写东南亚或南亚等等。美国作家何伟关于中国的几本书,我一直没读,有意不读,因为的确兴趣不大,但也知道在台湾和中国都得好评(必须说明中国的译本并非完整,或是他的某本书根本没在中国出版译本,因为题材“犯禁”)。最近Ian Johnson写中国当下宗教的书,似乎也受好评。中国的确有不少金子可淘,这么一个五花八门世象怪异的庞然大物,可写的实在太多了。只是外来的淘金者比较容易找到读者,即使中国不能出版译本,还可以在台湾或香港出中译本。中国本土淘金者就难了,当局对题材限制太多,审查重重,真正敢写而且写得好的非虚构作品,能够有多少机会在中国见光,不论是发表还是出版,我很怀疑。就像《跳舞》一书,如我前面讲到的成书由来,即使抽掉一些所谓的敏感或反动文字,弄得面目全非,也是很难在中国出版的。我也不是专写国外,之前的两本书也是写的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自己或自己周围的故事,幸而这两本书都已出版,虽然一样也得面对中国的出版审查。若是放到今年,即使书中没有明显的所谓敏感内容,但以这样灰暗的题材和写法,面对当局日益收紧的文化控制,我就真不敢肯定了。

问:你太常寫到歐威爾了,這確實和你緬甸旅行有關,但歐威爾的經歷,乃至於他寫的《一九八四》,似乎都與你和你所處的國家互有影射。你可以聊聊對歐威爾的感覺,以及你引用或寫他的想法嗎?另一個問題,你的微信公眾號,為何稱自已是精神移民?

答:欧威尔(中国译成奥威尔)对我的影响,或者我对欧威尔的喜爱,远远早于我去缅甸旅行。我最早读的当然还是《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但那是很多年前,涉世尚浅,也没开始写作,体会还不够深,而且读的是译本。大约七八年前,我用一段时间集中读了欧威尔的大部分原著,才真正理解和喜爱这位作家。《一九八四》写的不只是极权主义当道的噩梦,它是对所有威权统治、排外心理和洗脑灌输等人类愚行的最佳写照,即使放在今天也没过时,就像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前后,或者英国的Brexit公投那阵,这本书也在英美再度热销。中国当前对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加紧控制,也让人再度想到《一九八四》这本小说。欧威尔的正义感,反抗威权,同情弱者,自甘清贫,这些都对我影响或触动很大。另一个绝不能忽略的则是,他是英语写作的大家,如同西方有些评论所说,把政治评论或新闻报导提升到文学的境界(譬如他的散文,他写西班牙内战的那本书Homage to Catalonia《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用浅白生动的语言讲出深刻道理(我建议所有能读一点英文的华文读者都去读读欧威尔的原著),他的“我为什么写作”(Why I Write)、“政治和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等文章,也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包括写作语言等等。

微信公众号自称精神移民,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中文阅读环境对我来说太不如意,书报、网络和出版等审查,让我对中国的多数文化产品不抱信心,就像中国的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不抱信心那样。我想摆脱这个思想文化环境的限制,但身体上暂时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国家,那就只有先做到精神移民了。精神移民,对我来说就是尽量不读中国出版的各类书籍(况且还有那么多英文好书得读),因为自己并不研究中国,也不完全以中国为写作对象,而且每天的具体生活也能够接触到社会(包括底层民众),我想自己可以在精神上做到眼不见心不烦,日常生活需要操心的已经够多了。

江南好



离开“夏威夷”时,天还没亮。长长的走廊很黑,你要咳嗽一声,或者,就像这里的房客一样,跺脚,拍掌,大吼,吹口哨,走廊的顶灯才亮。夏秋,对面几间时钟酒店房,不分昼夜,常有此起彼伏的叫春;男人把女人操到想死,也会顺带把走廊的顶灯操亮。

航班很早。几年没坐飞机。到了机场,站在航空公司柜台前,我有些惶惑,就像第一次站在Starbucks点咖啡,就像一个乡巴佬不晓得飞机上还有厕所。职员很耐心,听我报上电子机票编号,也听我报完长长的良民证号码,然后礼貌一笑:“下次您只报机票编号就行了。”

杭州有阳光。机场高速路两侧,都是千篇一律的农民“别墅”,倒土不洋,尖顶上一根铁棒,串了几粒大大小小的圆球,如同避雷针,又像糖葫芦。机场巴士上,女职员逐个问候乘客,其实兜售酒店和“景点”门票。前排一个年轻北方佬,很关心“印象西湖”是否还在上演。西兴大桥就在前面,钱塘水浑,对岸高楼林立。我在城站火车站附近下车。我要去的旅舍是在莲花峰下。的士佬没有骗人,穿过一个隧道,很快就是僻静的莲花峰路。

杭州很贵。比起一个月前到过的云南贵州,我在价格上来到另一个国家。旅舍坐落在几栋村屋中,最廉价的房间,每晚也要九十,而且这还是淡季:带空调的狭窄单间直通狭窄的地下浴室,头上一道斜斜楼梯,洗漱时,你只能弯腰站在洗脸池前。旅舍前短短一条坡道,几个中老年村民坐在太阳下。气温很低,我一点也不觉得暖和。坡道一侧的墙边,晾满内衣外衣。我后来发现,此地晾衣很独特,就像那条橙色的女人裤衩,灯笼一般在衣架上撑开,仿佛一个内里掏空摇摇欲坠的纸南瓜。



从莲花峰路坐公车到清波门不过几分钟,对面就是柳浪闻莺牌坊。杭州的天,蓝过我的暂居地(我离开前,阴冷大城已有半个多月暗无天日),但是蓝得不爽。太阳如一粒咸蛋黄,裹在冷冷的薄雾中。穿过很大一片公园绿地,我才走到湖边。浅山冷水,比我想象的远为局促,倒是右边远处的湖岸,一堆又一堆高层建筑,猛然把你拉回现世。

湖畔人不多,“恐怖分子”也没几个。没有柳,更没有莺;寒风刺骨,时令不对,幸好不买门票。坐在岸边,裹着羽绒服,我依然发冷,赶紧缩回公车站旁一家便利店,问店员附近可有食店。她先是指着对面:“湖边很多西餐厅。”不,不要西餐厅。“小吃店?后面那条街就有。”

清河坊。偶然被我撞到。南宋就有?不要跟我翻故纸,不要对我吊书袋。吴山广场仿佛县城集市,一堆嘈杂摊档,卖着你在中国每个“景点”都能见到的各类kitsch:子弹壳镶的飞机大炮坦克;香得发臭的化学香包;米粒刻字;文革遗物;劣质书画;康乾赝品;胸罩内裤……彩票档前一地废纸。订报档前,一对宝贝夫妻穿着花棉睡衣逛街(我落地后看到的第二对花棉睡衣)。

前面,就是真假古董一条街。定胜糕。古时亦有?将军得胜,小民蒸来犒劳子弟兵?Come on。一将功成万骨枯。好在价廉暖和。胡庆馀堂是真古董,但是夸张显摆一派阴沉,高墙重门有如监狱。铜雕艺术馆俗不可耐,挂满自鸣得意的政客合影。一间商店门口,两个阿拉伯人在卖中东香料,男人敲着手鼓,女人忙着招呼。走到河坊街尽头,两家气派面馆,一看价格:一碗爆鳝面将近三十。相对便宜的火腿面上来了。火腿很咸,汤也很咸。

填饱肚子,再回无柳无莺的湖边,远望北湖那堆石屎森林,往西南走似乎保险。西湖的水还是很清的。冷杉梧桐,仿佛让我回到同一纬度的阴冷大城。快到雷峰塔,电动观光车多了起来(这类观光车常常有着肉麻的录音解说)。人车争道。“景区”门前,“恐怖分子”三五成群,抽烟,说笑,拍照,摄像。门票四十。不想凑热闹。继续往前走。苏堤像条沥青通衢,电动车、单车和行人来来往往。花港观鱼正在维护,没有鱼,也没有花,正好来了一队北方客。林徽音的镂空雕像立在岸边,风依然很大。举着小旗的导游很卖力:“请大家看过来看过来。知不知道她是谁?这是一个大美女啊……”蒋庄。马一浮纪念馆。门可罗雀,大概因为不是美女。依照过往经验,我对这类纪念馆没有幻象。马一浮是谁?一介书生,又不经商,又不从政,能在这里寄居十七年?

快到苏堤尽头,枯荷败柳间,看到“印象西湖”广告。声光污染,骗不了我的钞票。岳王庙就在前方?没有兴趣爱国。往右走,黄宾虹一袭长衫立在路旁,写写画画,像个占卦的江湖骗子。苏小小墓就在桥头,金光灿灿,仿佛一粒金蛋。坐在岸边一望,这一边的风景,似乎还有遗韵,虽然依旧浅山冷水。

薄暮中,西泠印社仿佛荒寺。除了几个日本人在假山上的文物商店挑选书画篆刻,几乎没有闲客。前朝独立文人的独立情趣,空馀一座废墟。小径曲折,这里名人旧居,那里方家墨迹,So what?一缕鬼气笼罩暗黑草树。俱往矣。这里更像人去楼空的非法基地。走上白堤,依然沥青大道。左岸右岸,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头顶圆月黯然失色。

顺着北湖往清波门,还有很长一段路。国际设计师的一线时装挂满街边橱窗。满街财气,一片幻象。这一带的湖畔,果然很多西餐馆咖啡馆,门前停着各类房车。想着将近三十元一碗的爆鳝面,想着很可能没有兴趣再上“天堂”,就像跟自己赌气,我终于走回河坊街那家面馆。味道不坏,但是依然偏咸。从河坊街走回旅舍,一路都是荒凉公园,冷得就像阴冷大城



我在杭州停了两天两夜。就像想着将近三十元一碗的爆鳝面,我也想着九十元一晚“最廉价”的旅舍单间。为了“不蚀本”,为了不虚此行,第二天,我终于当了一回冤大头,花钱进了“景区”。灵隐“景区”要买两重门票。但是,进到“景区”,登上平淡无奇的飞来峰,看到来来往往的“恐怖分子”(我也看到第三对身穿花棉睡衣的宝贝夫妻),我决定不进灵隐寺。带着病态的偏执,我很怀疑旧时不少酸腐文人的眼光。他们太夸张,太喜欢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平淡为神奇)。他们笔下太多幻象。他们很多诗文经不起审视。很有可能,活到今天,为了一餐酒足饭饱,为了一个“挂靠单位”,为了银行一笔进帐,为了免费机票和酒店,他们也会天花乱坠吹捧“印象西湖”,赞美穿梭往来的电动观光车。

走出“景区”,我登上北高峰,山顶一座财神庙,金碧辉煌,香火不断,号称“天下第一财神庙”。财神庙也收门票,门外一尊金身弥勒佛,佛前一个功德箱,周围一堆做梦也想发财的善男信女。如同声光污染的“印象西湖”,它骗不了我的钞票。

台州是我的下一站。离开杭州(最后一晚,终于让我见识凄风苦雨的江南),除了西湖周围大片公共绿地和参天老树,还有多过西餐馆和咖啡馆的免费公厕,我毫无留恋。这里的山水太浅太软;这里的消费不合parasite开销;这里的文化,只剩人去楼空的废墟;这里的冬天,看来也不比阴冷大城好过:身为穷人,不宜久留。

杭州到台州,要坐三个小时动车。绍兴晃过了。无动于衷,除了绍兴城外不时掠过的高楼大厦令我“惊艳”,除了想到周氏兄弟若是活在今天,哥哥靠写几个字,弟弟靠译几本书,既不听话,又不“挂靠单位”,要么只有饿死,要么只有去国,我对绍兴毫无兴趣。我甚至有点厌烦“人文荟萃”的江南。

天黑了,开往福州的动车停靠台州。车站很气派,但很冷清。下车的人没几个。坐上的士,路很宽敞,一路都是厂房和宿舍,还有大型广告牌:模具,注塑机。起码,这里见不到“人文荟萃”。我终于松了一口气,culturally。

我在台州寄住黄岩的朋友家。黄岩是台州一个区。住处前一条宽敞的世纪大道,大概此地最气派的长街;街对面一家开张不久的乐购(Tesco)超市,大概此地最“国际”的购物中心。就像沙头角的工厂区是另一个深圳,这是另一个江南。世纪大道高楼成排,没有大都会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样很乱。走到街边的单车道,或者过马路,前后左右,各类车辆都有可能突然向你逼来。人行道上,东一片西一片,都是汽车压烂的地砖。除了乐购超市,附近没有像样的商店。房价却不便宜,贵得荒诞:三房一厅,动辄上百万。

台州或黄岩,也有很多号称:中国蜜橘之乡,中国模具之乡,中国塑料日用品之都。乐购超市旁那条大道,每隔几十米,除了卖蜜橘的小贩,就是连绵不绝的厂房、宿舍和工业机械的大型广告。绿化带乱七八糟,垃圾见惯不惊。村民很实用,竟在公共绿地种菜。乐购超市前的小块绿地也无人维护,草坪点缀着烟头、纸屑和食品袋。台州远在杭州之南,气温相对暖和,然而要命的是,坐在浑浊的小河边,空气中一缕燃烧的塑胶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山清水秀。

如同我之前去过的贵州凯里,东南沿海的黄岩,居然也很local(外来生意人和打工仔除外),街上几乎见不到“恐怖分子”,欧美人更是稀有动物。在黄岩一个星期,我看到的唯一欧美人,是在乐购超市旁的大道,拎着手提包,匆匆忙忙,像个外星人,估计是来这里的工厂查货的QA或工程师。比起杭州,此地身着花棉睡衣脚踏保暖拖鞋的宝贝夫妻更多,逛街,逛超市,漫步公园,多到我已没有兴趣统计。黄岩最牛逼的建筑,应该是县前街的区政府大楼,足有二十层,就像中国很多新建的政府大楼,一色低调银灰。区政府楼前还有一个大广场,大致等于三四个足球场。整个格局,不像区政府,更像省政府。

此地虽如我的朋友所说,富得流油的大小老板不计其数,富裕指数名列浙省前茅,街上不时见到名车,但是也像贵州凯里,尚无国际商业巨头“入侵”(乐购超市除外),这倒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县前街对面就是旧城区,混乱,肮脏,市井。面孔凡俗的生意人远远多过装模作样的“小资”;无论生意大小,人人忙着赚钱。



如果没有永宁公园,我在黄岩,很有可能像我的朋友一样闭门不出。公园位于永宁江畔,距离“气度恢弘”的区政府大楼不远,从住处步行,只需十来分钟。永宁公园很新,沿江而行,长约一点五公里,但有湿地、树丛、草坪、竹林和流水,几乎嗅不到空气中那一丝燃烧的塑胶味。跟一片乱象的世纪大道不同,永宁公园维护得比较好,everything works,几乎可以这么讲。既然大家忙着钞票,这里也很少闲人。公园门口的茶馆和健身中心几近倒闭。换成阴冷大城,这样的公园,如果又在市中心,只要天上透出几丝阳光令到全城轰动,很有可能熙熙攘攘麻将扑克。

永宁公园另一个好处,是见不到红歌伴奏的健身舞,也没有一围又一围的中老年卡拉OK把音箱音量开到最高相互较劲。那几天,黄岩的天气不算糟糕,几乎每天见得到阳光,虽然天空依然蓝得不爽。蜀犬吠日,我上午下午都去,带着茶杯,坐在长椅上,看Patrick French的Younghusband,读我的小书《考工记》的校样,或者,就像“小资”爱说的那样,“发呆,晒太阳”。比起西湖,我更喜欢这里,它更适合“精神病人”

除了永宁公园,九峰公园也很适合“精神病人”。九峰山就在黄岩近郊,从区政府大楼步行,大约四十分钟。公园不收门票,或许因为不够资格跻身“著名景区”,这倒正合我的胃口。那天下午,阳光很好。走过北宋的瑞隆感应塔,山路上,不时见到拎着大小水桶上山取水的市民。不收门票的九峰山也很local,不像杭州的飞来峰和北高峰人气旺盛,没有“恐怖分子”,没有“老外”,甚至没有装备貌似高端言语非常时尚的中国白领背包客。

过了市民取水的山泉,路愈来愈窄,人也愈来愈少。山不高,目测大约四百米,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轻松登顶。快到山顶,遇到一位当地男子,四十来岁,天天都来爬山,伴我走了十来分钟。站在山顶空地,空气却不惬意,草香树香,依旧盖不过一缕烧焦的塑胶味。看过两峰对峙的方山双塔,下山途中,见到一泓碧潭,空气异常清爽。水畔一间简陋禅寺。除了几个土著违禁游泳漂衣,湖畔静得出奇,静得仿佛幻象中的江南,甚至让我憧憬两天后的雁荡之旅。

我在雁荡山只能晃荡两天一夜:第二天下午,我必须赶到温州机场飞回阴冷大城。从台州坐动车到雁荡山只需十馀分钟,快得让你来不及细看浅山软水。如同新建的台州火车站,雁荡山火车站也很气派,就像远处奇峰从天而降;比起云南贵州的落伍小站,这里简直科幻小说。但是,出站口厕所紧闭(你必须绕到进站口。承蒙职员恩准,无需安检),让我想起黄岩乐购超市旁某家银行外的几台ATM机,没有一台可以使用。

时近正午,阳光依然很好,车站内外一片冷清。坐上开往雁荡镇的破旧中巴,一个中年妇女,表情很精明也很丰富,一口江浙普通话,一路兜着生意。她一张薄嘴翻个不停,一定要你听她安排。你想走到大龙湫?太远了。我用车把你送到那里,再把你送回来。今天游小龙湫,晚上看灵峰夜景,明天到大龙湫,你听我的好啦。住的地方,我只收你八十。看我还不领情,她马上变脸,又委屈,又不甘,一会儿对着司机,一会儿对着我,仿佛无处申冤:“我只收你这么多了。还要怎样?”

到了雁荡镇,女人还在对我唠叨。甩掉尾巴,走进小巷,家庭旅馆的廉价房只收七十。跟老板娘磨了几分钟嘴皮,终于降到六十(条件是晚上不得使用空调),附送一张面值六元的“景区地图”。

雁荡山有很多“景区”。“著名景区”都收门票:小龙湫四十,大龙湫四十,这里那里又是十来元,看似不贵,加起来却不便宜。拿着免费地图,我在镇上小饭馆问了半天。走到小龙湫,不到一个小时。一条沥青公路直通“景区”,除了偶尔来往的车辆,几乎无人步行。少了“视觉污染”,路旁的奇峰怪石变得可爱,山涧枯水,似乎也不那么干涩。

捏着门票进到“景点”,正好赶上“灵岩飞渡”,天柱峰和展旗峰之间走钢索,有惊无险,小小开了眼界(广播里,播音员正在自我恭维: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然而,愈往上走,“恐怖分子”愈多,“景点”也愈趋古怪,远远怪过源自上古的火山熔岩。坐电梯欲往瀑布源头,正好遇到一队吆五喝六的团友。上到奇峰顶端,最大“惊喜”,原来此地乃《神雕侠侣》CCTV版拍摄地。团友很兴奋,仿佛看到明星用过的马桶。“灵岩飞渡”的解说辞绝非虚言:站在所谓“断肠崖”拍照要收费;走过拍片搭的迷你索道要收费;坐上竹筏到小溶洞逛一圈要收费;小龙湫的源头一泓清水,塑了一尊白胖观音,投上几枚硬币,触动莲座机关,莲花就会见钱喷水;走到另一边,小路尽头一个敞口山洞,一面肮脏黄旗,几尊粗糙人像:水泊梁山聚义厅。No money, no entry。



小龙湫水量很小,只有细碎悬空,大概因为钱没收够,仿佛白胖观音不愿喷水。出了“景区”,远离人群,慢慢荡回雁荡镇,还是沿途免费山景令我放松。前面又是国家森林公园牌坊,不要门票,但是没有时间。再次路过另一“景区”:三折瀑。门票十五。犹豫几秒,还是到此一游吧。时近黄昏,大概我是最后一个“游客”。一折二折爬上去,水还是很小,不情不愿,好在清静。天快黑了,绕过一个又一个怪石,最高一折上不去了:山路已经模糊。雁荡镇灯火通明却很清冷。

家庭旅馆一家人正吃晚饭。免费地图说灵峰夜景令人销魂。老板娘的家人,一身警察一般的“景区”职员制服,也说你一定要看一定要看。羊群心理终于得胜,两脚指挥脑袋,我向灵峰梦游。又是四十。跟着脚下路灯销魂,听到远处导游正用喇叭激发团友想象力,这块石头像什么,那块石头像什么。强光手电的绿色射线晃来晃去,仿佛要把巨石劈开。爬进一个山洞,仿佛山大王巢穴,又是见钱喷水的白胖观音。失魂落魄走回镇上晚饭。饭馆老板心情很好,廉价黄酒情愿卖我半瓶,剩下一半归他。回到家庭旅馆,怀着小人之心一试,空调断电,浴室也没热水。

翌日清晨,我决定放弃大龙湫,坐汽车赶往温州。Enough is enough。再到“景点”凑数,还会失魂落魄;我的旅行已经结束。雁荡山至温州不到两个小时,一路都能远望绵延的雁荡山脉。路旁晃过好几间新建教堂和清真寺。不论如何致富,礼拜之心尚存?可以理解,值得尊敬,只要不像阴冷大城那家基督教清炖猪蹄就好,桌上菜谱店内招贴都是福音:星期日恕不营业。美味猪蹄,乃是我主耶和华所赐。

我在温州城边的龙湾一带下车,路旁都是工厂,仿佛兜了一圈又回台州黄岩。时间还早,坐上公车,坐了起码二十个公车站,终于来到温州城内最繁华的大南门。重回品牌至上眼花缭乱的消费世界,我有些不知所措。没有想买的东西,没有想看的东西,我只好躲进一家麦当劳。肚子里装着天下大同的麦香鸡、冰冻汽水和草莓新地,我的温州闪电之旅胜利结束。纬度更南的温州很暖和,晴空艳阳;开往机场的巴士很旧;快到海边,机场已经不远,我又见到连绵不断的工厂,空气中一股呛人焦味。

想着十天前在阴冷大城换领电子机票的尴尬,这一次,我只报了机票编号,没有报上长长的良民证号码,心甘情愿做了一回conformist。我的座位就在机舱中段救生口。左边两个英俊的西藏人,坐我身旁的是个僧人,靠过道的那位衣着时髦。僧人三十来岁,皮肤微黑,稍显矜持。时髦藏人大概是他兄弟或随从。起飞后,两人不时用藏语交谈,而我一直在读Younghusband。

用过晚餐,僧人用普通话问我来自哪个国家。等我报上国籍省籍和城籍,我们的话多了起来。他是活佛,在温州有个寺庙,在四川炉霍和西藏也有寺庙。活佛给我两张名片,每张名片都有银行卡号。春雷仁波切。“啊,仁波切。”他随后的恭维让我不好意思,转而夸他中国话讲得很好,他听了稍稍一愣。我说我读的这本书就跟西藏有关,他礼貌表示兴趣。看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照片,他马上合拢双手。

降落前半小时,春雷仁波切都在冥想,脸上蒙着暗黄纱巾,一缕檀香袭人。阴冷大城就在眼前,春雷仁波切如释重负,轻轻哼起藏歌,掏出手机报着平安。等他起身,我也对他掏出手机:我们的廉价手机一个型号。他很开心,转过头来,对我做着打电话的手势,然后慢慢溶入人群。

2012年6月16日至21日写于大理古城

盛世考工记

存目

《爱与希望的小街》出版



  去年到今年,种种缘由辗转两家出版社,我的书稿《爱与希望的小街》,已由第三家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期上市。这是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6608141/
  新书得以出版,我要多谢右列诸位:义务策划足智多谋的安然,细致周到的文艺社资深编辑郭健,热心爽快的文艺社社长吴鸿兄。
  鉴于中国的出版现状,新书有三篇文章最后未能收录,它们是:《护照》、《女人的海啸》和《皈依》(后两篇从未发表过)。不过,全书现约十三万字,少了三篇文章,并不影响阅读,也不损害全貌。我也会在近期把这几篇文章贴在自己的博客或者豆瓣日记,算是补足全书。
  请有兴趣的读者关注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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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希望的小街》自序

  周成林

  写作无需文凭。作家有大有小,但我从没遇到自称专科作家、本科作家或研究生作家的同行,也没碰上不看作品先验文凭的编辑。可惜的是,这个常识在文字以外的世界仍未通行。我当初提笔,一是从小就有的兴趣,二是我没文凭,多数时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三是我也渐渐发现,常人眼中的“像样工作”并不适合自己。文字或语言,是我唯一的“技能”,靠它暂时活着,没有什么难为情,就像鞋匠补鞋,厨师炒菜,裁缝做衣。尽管前途难卜,尽管朝不保夕,尽管至今没有立锥之地,不时还得靠人接济,我还是很高兴做一回自己想做的人,但也时刻提醒自我:作家,尤其独立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更不应该自我膨胀。
  《爱与希望的小街》,原是我的上一本小书《考工记》的续集。本书完稿后,鉴于这两本书的背景相似,内容连贯,尤其笔下人和事,都跟作者有这样那样牵扯,我决定听从出版社建议,把两书尽可能合二为一,不仅让前些年自己的这类写作告一段落,也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读本。然而,我愈来愈不喜欢“个人史”“回忆录”这类整齐划一的标签,所以一方面纪实,一方面也尽量向文学靠拢。除了早期某些文字,我后来写的大多数篇章不再过多评论,而是尽可能忠实再现。我的文字也愈来愈简单;这一简单并非刻意,而是符合这几年(包括今后)我的生存状态。读完本书,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人物,不论至亲还是好友,要么早登鬼簿,要么已跟作者相忘于江湖。但我必须说明,写到他们时,作者并无恶意,也不回避自己的愚笨。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本文开头提醒自我: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本书书名,灵感得自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早期电影《爱与希望的街》。电影中的穷街陋巷,让我想起早年跟祖母住过的小街。我在这条小街慢慢长大,感受爱与希望,体会恨与绝望。我们的左邻右舍多为无权无势的弱者,我是他们的一员。等到成人,我有机会接近权势和财富,虽然短暂着迷,但我最终还是站回无权无势的弱者一方,我仍是他们的一员,哪怕这条小街名存实亡。本书写到的人物,不论我视为至亲的祖母还是让我爱恨交加的父母,不论管制分子还是知识青年,不论从前同学还是过去同事,不论联防队员还是日式酒吧的妈妈桑,既是常人,又是常人眼中(或他们自己眼中)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每个人都很独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文学版本未必“权威”。我笔下的自己,也只是我眼中的自己。我笔下的失败者或畸零人,无论在世与否,他们若肯动笔,或许又是别样光景。(201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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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

存目

印度好人

  下午四点过从北印小镇Gorakhpur开出的火车,晚上十点过才到恒河边的圣城瓦腊纳西。一弯上弦月挂在雾朦朦的天上,湿热让人难受。走出乱哄哄的火车站,我直接来到站前的三轮摩托售票亭。这是预付车资的载客服务,你只要告诉职员想去哪里,按照距离付费,出示车票,三轮摩托司机就会载你;到了目的地,你再把车票给他。没有漫天要价的宰客,也不担心中途被人甩卖。我要去的地方,是河滨旧城最南端的阿西码头(Assi Ghat)。这么晚了,我不知道那里的旅馆是否还有空房。
  坐上三轮摩托,大约二十分钟过去,道路愈来愈窄,路灯愈来愈暗,行人愈来愈少,我到了阿西码头。上弦月依然雾朦,十店九闭,远处一群野狗吠得凄惶。司机二十来岁,一路不怎么出声。他把车停在黑黑的小路上,我要投宿的某家廉价客栈就在近旁。然后,像在应验我的预感,司机终于开口:“这家旅馆很贵,我带你去另一家。”不,我不要去另一家,我就住贵的。我不为所动,他固执己见。等我下车,把车票给他,这家伙开始变招:“你没给车钱。”“我给了,刚才给了。”我不睬他,一边点烟:幸好我在老挝北部吃过类似的亏,没有提前交出车票。“给我一支烟。”他随即下令,不像请求,更像威胁。昏黑中,我不出声,一脸轻蔑,给了他一支烟。
  “给我一支烟。”在钦奈(马德拉斯)机场外,在钦奈市区的Egmore火车站对面,在佛陀圆寂的Kushinagar路旁,都有陌生人跟我讨一支烟:中年人,年轻人,靠墙而坐的老者。幸好,印度烟民远没天朝多。印度人多不吸烟,或许不单考虑健康,也有宗教禁忌(在濒临阿拉伯海的南印小镇Varkala,一位年轻的杂货店主告诉我,他是穆斯林,卖烟却不吸烟)。不少中下阶层即有嗜好,大多只嚼槟榔和小包烟草,或抽粗糙价廉的本土香烟(beedi),因为贫穷(印度烟摊的香烟可以拆开论支卖)。只有在德里和加尔各答这些地方,你才看到商业区烟摊周围吞云吐雾的男女烟民,不过多半也买一支,站在一旁吸完走人。但在这类大城,你同样也会遇到找你讨烟的陌生人。更多时候,远远不只一支烟。“给我十卢比!”在德里我住的客栈外,背着书包四肢瘦弱的小学生突然朝你吼着,仿佛这是老师布置的课外活动。
  “每个印度人都是乞丐:就算不以此为业,只要机会一来,都不忌惮伸手。”一九六一年,意大利电影导演帕索里尼去过印度这样写道。这一刻毒,换成今天肯定政治不正确。然而帕索里尼的话,几十年后依然精准。在佛陀转法轮的Sarnath鹿野苑,一个蹲在草地拔草裹着莎丽的中年女人跟我四目相对,彼此的微笑尚未消失,她一只手攥着青草,另一只手已经伸出(这一次,我没一脸轻蔑,而是像印度人那样晃晃脑袋不置可否)。在瓦腊纳西远郊的Manduadih火车站外,我刚在一个简陋烟摊买完烟,卖烟小子也伸出一只手:“我是穷人。”“我也是穷人。”我没好气,不过讲的也是真话。在拉贾斯坦的斋普尔,粉红城(Pink City)内一处“景点”外,两个青年跟我兜售工艺品。见我死也不上钩,他俩一边讨烟,一边调侃像我这样的独行者:“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总是一个人旅行,总是独来独往,为啥不跟一帮朋友一起……”
  比起职业或非职业“乞丐”,防不胜防的“好人”更可怕。我读过的英文版印度旅行指南,不论Lonely Planet这类大部头,还是常居印度的美国女子J. D. Viharini(笔名)所著Enjoying India: The Essential Handbook(《享受印度》),都会再三告诫外国独行者,不管坐火车,还是在街头,绝对不要接受“友好的”陌生人递给你的饮料、食物或香烟,哪怕这些东西貌似刚刚开封,因为这是迷药党的招牌诱饵。刚到印度不久,在南印小城Trichy,酒店附近的街边,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夜里跟我搭话。他很热情,也很纠缠:我去过哪些国家,我会几种语言,我觉得印度怎样。我胡乱应付,他则顺着我的答案挖根刨底,像是要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把我粘住。最后,就像瓦腊纳西那位“给我一支烟”的三轮摩托司机,老头亮出底牌:“你抽过beedi没?要不要跟我去那边的酒吧试试?”
  “你在印度没安全感。都想骗你。”我在德里某家垃圾快餐遇到的一个年轻法国人说。危机到处都有。你是明处猎物,猎人远远就会嗅到你。九月中旬,我又来到德里。白日依旧火热,黄昏却已凉爽。夜里,我坐在Rajiv Chowk一处草坪,望着前方公园高悬旗杆上大得可笑的那面印度国旗。我的周围零散坐着纳凉歇息的印度男女,卖茶水零食和给人采耳的小商小贩窜来窜去。一个瘦瘦的中年印度人突然坐到我的身旁,仍是一见如故让你警惕的友好,仍是喋喋不休挖根刨底的盘问。这一次,我说自己是中国人。中国?这里很多中国产品。他兴致勃勃讲起天朝经济。大约十分钟的“前戏”过去,“猎人”亮出底牌:“你喝啤酒不?”“谢谢,我不喝。”“你想喝的话,我去那边买。”“我不喝,你喝。”“那你给我五十卢比买酒。”“公共场所不得饮酒,这是政府规定。”我笑着警告他,总算想到堂皇理由,不单为了节省五十卢比(不足一美元)。
  我的戒心有时也会草木皆兵,但它起码让我一路平安。即使这样,我的不良嗜好还是给我惹来麻烦。从瓦腊纳西坐夜班火车回德里,我很早就来到远郊的Manduadih火车站候车,这个小站几乎没有外国人。想要抽一支烟,想着印度公共场所的禁烟远比天朝严格,我特意走到火车站外的路边。抽完烟,背起大小行囊,路灯已亮。刚刚走进车站外的昏暗空地,一个印度警察把我拽住:“这是非吸烟区,你要给罚金。”“对不起。”我连忙道歉,想着息事宁人赶紧脱身,虽然知道他在敲诈,因为路旁并无相关标志。“两千卢比。”警察不依不饶,一直不让我走。“那你给我收据。”我几乎要投降了。“五百卢比。”他立刻改口,不再理直气壮,仿佛五百卢比就是他的底线,就像瓦腊纳西那位三轮摩托司机的“给我一支烟”,或像徳里草地上那位中年男子的“给我五十卢比买酒”。老天有眼。看来他真的没有收据。我不再求饶,而是挣开他的一只犹豫黑手,大步走回车站,一脸轻蔑。

  (2015年3月2日)
  (本文首发腾讯大家周成林专栏)

你买不了幸福,但你可以买书





  
  要是早来一年零三个月,我肯定会到这里,乐此不疲,流连它的三十个房间,全是书、古董、艺术品、工艺品、照片和信件。那些书,据说不少珍本、绝版和签名本,那些照片和信件也很稀有,都是印度老板Ramanand三十年的收集,源自甘地、克里希那穆提、达赖喇嘛、吉卜林、加缪、斯文•赫定、杨韩斯本(F. E. Younghusband)等古今名人。书店后院还有一个Feed ‘n Read(又吃又读)花园餐厅,一位曾居加德满都的异国朋友赞不绝口。在旅行社、购物商店和餐厅云集的Thamel,噪音、废气、东西游客和中国亲们混杂,这是一片绿洲,也是加德满都一大骄傲。
  但我来晚了,只看到瓦楞铁皮的围墙挂了一个牌子,告诉全世界的爱书人,这家Pilgrims Book House(朝圣者书屋),历经三十年,已是亚洲乃至全球书店一大标志,不幸毁于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一场大火。书店前年出版的一期Newsletter详述这一灾难:书在燃烧,浸在消防水喉喷洒的水中。大火燃了十八个小时,石雕破裂,铁塑熔化,更不要说印在纸上的文字。三十年心血毁于一旦,老板Ramanand却在微笑,当然不是开心,而是如他所说:“这个世界真的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会消逝。”听闻此事,印度前总统卡拉姆(A. P. J. Abdul Kalam)有言:“你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微笑的出版人,难怪你的书也会微笑。”
  幸好,朝圣者书屋并未彻底消失。同一小街,距离已成废墟的“旗舰店”两分钟路程,还有一家朝圣者分店,蓝色店招下方悬了一溜五色经幡。不像“盛世”中国很讲“逼格”的小资书城,这家朝圣者分店,从门面到内里,一点也不“高大上”。一楼书不多,应对Thamel的国际旅游氛围,各类工艺品和影音制品占了大半江山;我尤其留意店中售卖的雪山狮子旗和明信片上的达赖喇嘛。有趣的是,转过街角,几步之遥,就有一家名称诡异犹如新华书店的“中国西藏书店”,该是“中国西藏”在加德满都抢占的“宣传阵地”,摆满《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和天朝出版的各类英文图书,然而门庭冷落。想到两家书店的不同来历(朝圣者老板Ramanand只是一个独立卖书人,十四岁就去印度圣城瓦腊纳西一家书店做学徒,后来又在街边摆摊售书),你不禁心怀恶意,慨叹一年前的火神怎么不长眼睛。
  我的欢喜来自朝圣者二楼。水磨石走廊和四五个小房间摆满书。书和房间都是半新半旧,不像书店,更像从前学人或作家的书房,让我想起新德里看过的尼赫鲁故居,亦如这里四处皆书。狭窄走廊内,深褐木质书柜和墙上的深褐木质画框搭配,陈旧,老式,毫不气派。我踱进每个房间,仿佛走进不同展室:心理学,哲学,文学,政治,社会,印度教,佛教,西藏,印度,尼泊尔,登山……在加德满都十来天,每有厌倦,我总是不由自主走进客栈附近这家朝圣者(附近小街,还有一家独立书店Vajra Books,偏重印度教和藏传佛教一类学术书,我也常去)。有天,我请坐在二楼梯口的中年职员帮我找书:Vishvapani Blomfield的《佛陀传》(Gautama Buddha)。他不查电脑,很快钻进走廊尽头一个小房间,给我递来同一本书的精装本和七成新的平装版。“你买二手的吧。”他说,像在帮我精打细算。
  虽然前几年转读电子书,早已不怎么买纸本,出门旅行更怕负重行囊,然而,就像奥威尔的短文《书店记忆》(Bookshop Memories)所写,我现在偶尔还得买书,当然只买我想读又没电子版的英文书。前前后后,我在朝圣者买了三本这样的书。除了《佛陀传》,我也买了中国高僧法显和孙云的印度朝圣记英译本(英译者的注释,让我更容易对照佛教圣地的古今地名),还有英国作家Catriona Bass的《人在西藏》(Inside the Treasure House:A Time in Tibet),讲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闯进加德满都中国使馆死缠烂打随即跑去拉萨教书一年多的所见所闻,都是廉价印度版,纸张粗糙,略显陈旧,乏人问津,像在等着我把它们带走。
  去年八月中旬,快回印度,想着要往瓦腊纳西和加尔各答,我突然想读已故印度电影导演雷伊的回忆录(他在加尔各答生老病死)和美国作家Katherine Mayo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反印”旧书《印度母亲》(Mother India),后者,我正好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的一本书中读到。我先去了Vajra Books,没有,中年职员把我介绍到游客区外另一家偏重文学的独立书店,矮胖的尼泊尔中年店员钻进后院,足足找了十分钟,面带微笑跟我抱歉。走前一天,我又来到朝圣者。这天晚上,坐在二楼梯口的中年职员仔细检索电脑:“先生,你最好去印度找这几本书。”他在微笑,我在微笑,就像前面提到的印度前总统卡拉姆所说,一屋子的书似乎也在微笑:留点遗憾。最后一次走出朝圣者,我撞到一对中年的中国亲们,两人正在犹豫要不要进来。然后,男人径直步向一楼的工艺品,女人则在门口观望,很快端起挂在脖子上的高档相机,也不“预警”,对着店堂和柜台女职员拍了一张惊人的闪光照。
  重返德里,最让我亲近的,还是商业区Connaught Place数不胜数的露天书摊。回到中国不久,我读印度大报The Hindu电子版,看到派驻英伦的某位印度记者一篇文章,他讲伦敦书肆远非印度能及。然而,对于我这个天朝穷游者,能在德里地摊看到我喜欢的印度作家R. K. Narayan诸多小说集,看到自由世界的《纽约客》和《经济学人》一类杂志,我已知足(我的唯一遗憾,乃是看不到去年被印度教极端主义者起诉查禁的美国学者Wendy Doniger那本The Hindus: An Alternative History)。Connaught Place是殖民时代的英国人规划,都是欧式环形街区,最外一圈,则有一九三六年开张的Amrit Book Co.,没有二楼,却如加德满都的朝圣者分店那般简朴。我翻着奈保尔、Narayan、巴基斯坦作家Mohsin Hamid和印度新秀Pankaj Mishra的作品,彷佛见到熟人。看我翻得津津有味,书店职员上来搭话,可惜我只翻不买。我指着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他对印度讲了不少坏话。”职员哈哈一笑,略显尴尬,但也心领神会。“他最近去了中国。”想到还在果阿,一个北京朋友电话里跟我讲到奈保尔与天朝作家座谈,我告诉职员。“我译过他的传记。”不知怎么,我脱口而出,不是虚荣,而是觉得,奈保尔去中国时,我总算如愿以偿,来到他的先辈所在的印度。
  在德里最后一天,我第二次去了南郊的Khan Market。这个低矮围墙圈起来的低矮商业街,是德里精英和各国外交官的购物与吃喝天堂,你可买到德里旧城一片混乱的露天巴扎根本看不到的各类“高大上”舶来品。Khan Market好在还有书。几家小书店,摆着英美和印度出版的最新英文书,报刊架上有《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英语流利的印度精英,阅读趣味显然高过天朝新富。我又登上商业街窄巷内那道窄梯,那位面相斯文的中年女人裹着素色莎丽,依然坐在柜台后面。我跟她提到加德满都没能找到的雷伊和《印度母亲》。她起身,从书架抽出两册印度企鹅版的雷伊回忆录。唯一不完美,是我还得去找“反印”著作《印度母亲》的电子版。这家Full Circle Bookstore,不仅是德里最好的独立书店,用来装书的牛皮纸袋我也喜欢,尤其那行有点煽情的英文:YOU CAN’T BUY HAPPINESS, BUT YOU CAN BUY BOOKS. AND THAT’S KIND OF THE SAME THING.(你买不了幸福,但你可以买书。两者大致等同。)

  (2015年2月25日)
  (本文首发腾讯大家,有删节。以上为完整版本)

Lodi花园的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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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印度独立日期间,民间团体在德里商业区Connaught Place举行反对强奸和性暴力的签名活动。作者摄影。)

  去印度前一个多月,我上Facebook,跟远在乌克兰的奥尔嘉开玩笑:“我去印度,起码不用担心被人强奸。”“谁知道呢?”奥尔嘉回复,我似乎看到她的嘴角一缕坏笑,我们常常这样彼此调侃。前年离开中国,不到三十的奥尔嘉爱上一个瑞典人,很快就要结婚,远走高飞,离开那个暂时看不到什么希望的乌克兰,用她的话说,跟伴侣在北欧某处建立“基地”,换本畅通无阻的瑞典护照,继续旅行。提到印度,在那里住过一年的奥尔嘉说:“印度一定会让你惊奇。”
  Abdull二十来岁,在钦奈(马德拉斯)机场的Indigo航空公司上班,做地勤。但他没有奥尔嘉幸运,可能一辈子都得留在印度,因为Abdull是养家糊口的长子,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前者在读工程学院,后者在念中学。去年七月某天,Abdull上完夜班离开机场,走到陈旧候机楼对面更陈旧的郊区火车站,去坐还要陈旧的火车进城,回家睡觉。在热烘烘脏兮兮的月台,Abdull遇到我这个刚从吉隆坡飞到钦奈的中国佬。听我问路,他很热情,让我跟他一起坐车进城,我们同一方向。
  我跟Abdull一边等车一边聊天。就像我在书中读到的印度人,他很快切入“正题”,直截了当:“听说你们中国实行一胎制。夫妻有了一个小孩,是不是就不再性交?”我告诉他中国的一胎制现有松动,有了小孩,夫妻还会性交。“那还会有小孩吗?”“不一定,他们要么绝育,要么避孕。”Abdull继续追问:“那你有没有小孩?”“我没小孩。我离婚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要小孩?”“养小孩太贵了。”我说,本来就热,因为他的“审问”,更是满头大汗。
  根据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引述官方数据,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印度年轻男女受过性教育。如同Abdull认为夫妻有了小孩无需性交(他也许觉得,性交只为繁殖后代),孟买一位九十高龄的性学家给一份报纸写专栏,每天收到读者来信或电邮,其中不乏Abdull式的提问:有的忧虑自己的阴茎长度,有的担心男女同时手淫想着性爱女方会不会怀孕,有的害怕男性之间肛交是否也让男人受孕。与此同时,另一调查显示,印度男女“失贞”的平均年龄为二十三岁,多数婚姻依然父母包办,四分之三的城市男子希望自己的新娘是个处女。
  还有强奸。二零一二年的德里巴士轮奸案震动海内外,德里也浪得“强奸之都”的恶名,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印度报刊虽然常有类似报道,但在一个谈性依然色变的社会(孟买高龄性学家的报纸专栏常被保守人士抨击,有的订户剪掉专栏不让孩子读到),在一个女人“名誉”高过一切的国度,不是所有受害者都会报案。强奸也不分国界。欧美女游客,日本女游客,不时成为色狼的牺牲品。在印度旅行,你会看到单身或结伴而行的东西女子,穿着印度妇女宽松肥大的salwar kameez,甚至裹着头巾,小心翼翼,遮盖每寸不该裸露的肌肤。只有来到讨好外国游客的海滩,身娇肉贵的白人女子,才会换上比基尼,跟着一同旅行的白人护花使者,走下人烟稀少的沙滩。她们的肉体,不论胖瘦,比海浪还要让人目眩,一旁的印度男子鼓起眼睛看得发呆。
  在印度旅行,不论大城小镇,你常常看到反性骚扰的标牌。从前的法国殖民地Pondicherry就在钦奈附近,海滨大道也挂了一幅:“Eveteasing is a crime against women. Offenders can be put in jail for upto 1 years.(性骚扰是对女性犯罪。触犯者可入狱一年)”这类标牌究竟多大阻遏效果,我不是随时担心性骚扰的女性,无从说起。前些年,印度作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写过一本国内游记Butter Chicken in Ludhiana(【卢迪亚纳的黄油鸡】),讲他在印度小城的游历。在圣城瓦腊纳西,潘卡吉遇到两个长居此地的白人女子,她们告诉作家,性骚扰无日不有,而且愈演愈烈:“每走十米,我们都会听到这类话:哈罗性感宝贝,想做爱吗?哈罗性感宝贝,想做爱吗?”三十来岁的Susan是个热爱印度的独立学者,把圣城街道喻为雷区:“现在,要是有人只在僻静小巷露体,要你吸他鸡巴,那你算幸运。我一人坐在码头时,男人会过来聊天,然后我还不知道,他们就告诉我,他们在性方面很苦恼,我可不可以帮他们减轻苦恼。实在难以置信。”
  保守习俗(尤其乡村),还有由来已久的歧视女性,非但不能减少性骚扰和强奸,也让痴男怨女压抑。印度的地铁、火车和汽车,都有女士车厢或专座,不单照顾女性,也要坚守男女大防。小城难见穿牛仔裤的女子,大城如德里,火车站外,天桥上下,肮脏地摊却摆着色情和准色情的劣质书刊和盗版光碟。印度没有国际水准的色情出版业,宝莱坞的“性感”歌舞,更像想入非非的前戏。在加尔各答,已故特蕾莎修女开设的收容濒死者济贫院附近,却有一片神女出没的红灯区,性工作者足有上千,然而不像花街,更像贫民窟。半岛电视台的电子杂志AlJAZEERA去年九月号登了一篇摄影报道,讲述那里的凄凉故事,也让我想起,从济贫院出来那天,坐在露天的中年神女朝我暧昧微笑,让我更觉压抑。
  我的朋友奥尔嘉那句调侃没有成真。身为男性,我在印度的确不用担心被人强奸(只需谨防受骗上当),顶多遇到加尔各答一位穆斯林人力车夫跟我拉皮条,问我想不想jikijiki。瓦腊纳西一个年轻的三轮摩托司机教我明白jikijiki什么意思,也教我用印地语高声说着sister fucker(操你姐姐的)。也许,印度普通男子的“性教育”就是这类东西。但在新德里,我却偶遇一次难忘的“性教育”。那是点缀莫卧儿王朝诸多废墟的Lodi花园,比起拥挤混乱的旧德里,这里安静,花木茂盛。我坐在一处斜坡草地暂歇,突然看到对过十来米,一对二十来岁的印度男女靠着树桩拥抱亲吻。身穿蓝色salwar kameez的女孩很忘情,男孩也很大胆,隔着衣服上下摸索。我不好意思多看,转头对着前方草地。在我身后,四个年轻印度人走来。他们没有不好意思,席地而坐,点燃土产香烟,目不转睛盯着亲热男女,让我再度感到压抑。(2015年2月)

  (本文首发腾讯《大家》周成林专栏)